儒商文化的萌芽期：以德经商的商业技巧

《盐铁论·贫富》中记载：“子贡以著积显于诸侯，陶朱公以货殖尊于当世。富者交焉，贫者赡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称其仁。”这段话充分说明，在儒商文化的奠基者那里，就已经具备了儒商的基本特点。

儒商的鼻祖子贡也智慧超群，集演说技巧、外交能力和经商之道于一身，尤其在经营理财方面有着卓越的天赋。《论语·先进》载孔子之言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这说明子贡有突出的商业预测能力，能够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以成巨富。

战国时期的白圭也是最早的儒商之一。他认为应当“乐观时变”，即按照天文气候来预测农业的丰歉，以决定谷物、蚕茧、丝漆等农产品贱买贵卖的时机，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准则。司马迁赞誉他说：“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2）以德经商 上面介绍的先秦儒商经商致富的方式，主要是依靠无损于民的商业技巧，而不是损人利己，这就是以德经商的基本要求，也是儒商文化最具本质的特征。先秦儒商不仅以道德理性精神经商，而且，在致富之后并不是为富不仁，而是仗义疏财，急公好义，扶困济贫。范蠡就在“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成为当时中国的首富。但他把金钱看得很淡薄，“三致千金”后，每次都散尽私财给老百姓。所以，他被时人誉为“富好行其德者”。自古至今，历史学、经济学等学术界对范蠡都有很高的评价。

子贡作为孔子的弟子，有着极高的德行。《论语·雍也》记载，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可见，子贡具有或推崇“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远大理想和高尚情操，这句话是后儒们进行“治国平天下”外王事业的座右铭，也是儒家经济伦理的重要论断。《论语·学而》还记载了子贡与孔子的一次谈话：“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这说明，子贡具有或推崇“富而无骄”的品格。的确，子贡虽然富可敌国，但却是很谦逊的。《论语·子张》记载，鲁大夫叔孙武子在朝廷上公开说：“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把此话转告给子贡，子贡反复解释自己远远不及其师孔子，以至于有个名叫陈子禽的人说子贡对老师太恭敬谦虚了。(www.xing528.com)

从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白圭的思想来看，他也具备了儒商以道德经商的特点。他在魏文侯时，曾一度任相，主张减轻税敛，“二十而取一”。又兴办水利，建筑堤防。这说明他注重国计民生，体恤百姓，努力减轻人民负担。他说：作为一个商人，应当“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这又说明他在生活上崇尚俭朴，在事业上吃苦耐劳，而且能够与仆人平等相待，同甘共苦。

（3）儒商结合 在先秦，儒、道、法、兵、墨、农、商诸家刚刚问世不久，佛禅尚未传入中国，但商家与其他并行而立的诸家已经开始了融合。上面已经提到，子贡是孔子的弟子，孔子周游列国，应当得到了子贡的资助，“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子贡是真正意义上的儒商。先秦也有商家应用法家、兵家甚至道家的计策发家致富。如早在战国时期，白圭就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商战”说，把自己经商比作吕尚谋略、孙子用兵和商鞅崇法。他就是应用法家、兵家思想进行商业活动的“儒商”。本书在前面已经说明，应用儒家思想从事经济活动是“纯儒商”，应用中国文化的其他流派的思想指导经济活动的，可称为“准儒商”。在先秦，子贡可说是“纯儒商”的代表，白圭可说是“准儒商”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