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田主义”的出台，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国内外背景。
1.东南亚国家的反日活动促使日本反省过去的政策
如前所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东南亚国家普遍发生激烈的反日活动，这种情况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这些因素除了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暴行的憎恨之外，更多的是对许多日资企业经营行为的不满，如企业与当地部分政治家和企业家勾结；企业劳动待遇和劳动条件差；企业只顾获取利润没有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只生产高价奢侈品不生产大众消费品；企业在一些领域获得垄断地位；企业经营方式无视当地习惯；企业录用当地员工少；日本人控制企业关键岗位，当地员工地位低下等。舆论把日资企业的这些经营行为视作新殖民主义的经济侵略。东南亚国家的强烈反日情绪，尤其是福田赳夫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遭遇震动了日本全国，促使日本开始反省其东南亚政策，改变日本“经济动物”的国际形象。
2.石油危机使得东南亚的重要性愈加突出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对石油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1973年10月爆发第四次中东战争，由此引发的石油危机给严重依赖能源进口的日本经济以重创。日本经济在1974年经历了战后首次负增长，国际收支出现大幅赤字。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资源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的东南亚地位愈显突出。(www.xing528.com)
3.美国需要日本在东南亚发挥政治作用
越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消耗物资最大的一场战争。在美国国内，越战加剧了种族问题，使国家处于极度的分裂状态，给美国人民造成巨大的精神创伤。在对外关系方面，越战极大地改变了冷战态势。尽管在军事上美国并未失败，但它反映出美国在冷战策略上出现重大失误。美国在冷战中的强势被大大削弱，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进攻，尼克松政府提出了均势外交战略。这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多角色提供了空间。在美日关系方面，美国开始要求日本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以帮助美国分担国际责任（burden sharing）。在东南亚地区，为了填补美国势力撤离后出现的“真空”，维护自由主义体制，美国希望日本作为补充力量，通过经济援助等形式，加强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
4.东南亚地区本身出现变化
越南战争结束之后，原东盟国家和中南半岛三国开始了谨慎接触。1976年2月，首届东盟首脑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会议签署了《东南亚国家联盟协调一致宣言》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前者强调东南亚的“地区抗御力”（regional resilience），后者提出加强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和平和相互合作。这说明，越南战争以后，原东盟开始放弃敌视越南的政策，转而致力于加强区域内各国之间的团结。为此，东盟国家先后与越南建立了外交关系，并投票支持越南加入联合国。另一方面，中南半岛三国原来将东盟视为美国主导的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的翻版的立场也逐渐有了松动。东南亚各国关系的缓和使得日本在这一地区发挥更大作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首届东盟首脑会议以后，东盟更注重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迫切需要日本经济和技术的援助。例如，在1977年召开东盟—日本讨论会中，东盟各国经济部长在报告中建议各国首脑在东盟和日本之间建立特殊的经济关系，其中包括“东盟的产品和制成品优惠进入日本市场；取消对日本市场的非关税壁垒；扩大双方贸易；鼓励日本参与东盟国家的工业发展”等内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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