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对前一阶段成果的深化，同时又开始某种区域碎片化的反复。世贸组织开始有效运作，欧盟则在不断扩张，第五个《洛美协定》终于签订。但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批评。事实上，从墨西哥金融危机开始，投机资本对一国货币的冲击已经尽显危害，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反应被普遍认为是迟缓的、低效的。
亚洲金融危机对新兴的日本、韩国和泰国造成了巨大的创伤，日本经济在此后十多年一蹶不振。当时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先后选择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贷款决策拖延，并且附加了极为苛刻的条件，多涉及国内市场化改革。这次救援被认为总体是失败的，西方掌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力受到了质疑，[3]此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漫长而缓慢的内部改革，包括认缴份额、贷款条件和流程等方面的调整和改革，但收效甚微。
这一阶段暴露出的根本性问题是许多小国或经济脆弱国家发现，在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时，几乎没有抵御能力，对国际组织和区域联盟的依赖度加深，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盛极一时的国家主权论反而有所淡化。经济与政治问题密切交织，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得不到落实，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对“免费搭车”态度有所转变。
借助“入世”和全面参与全球化带来的契机，大量资本和其他要素流入中国，中国在这个时期的崛起是明显的，并对南北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某种意义上，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在这个时期经济地位的变化，意味着介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中间力量的诞生，他们得益于全球化，开始具备博弈的实力，同时又有强烈的发展需求，而普遍与发展中国家结盟。他们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十分特殊，立场更加复杂。(www.xing528.com)
这个时期贸易开放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不是折冲，发展中国家更积极地加入到全球经济治理的体系中。[4]由于在经济实力、掌控地位、谈判能力等方面都有所提升，特别是通过抱团和联盟，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时期对现状不满的呼声，冲击了现有治理结构。令发达国家措手不及的是，落实发展这个命题无可回避，他们无法再以过去的表态式条款打发发展中国家。金砖国家中的印度、巴西等都表现出对全球事务积极参与并试图领导的明显趋向，比如在多哈回合中的表现。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阶段，新兴市场国家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如东盟、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在区域事务或全球资源的配置上都具有了一定的发言权。一些联结南北半球，尤其是联结南美与非洲，具有重要交通枢纽地位的国家，如南非、巴西等，逐渐进入到世界经济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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