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重新意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纷纷进行“再工业化”的战略部署，以美国为例，特别是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后，倡导“美国制造”“美国优先”，鼓励制造业的回流，将流向国外市场的制造业就业机会带回美国国内。2017年实施税改、进行大规模减税，这不仅有利于增加本国劳动者收入，刺激消费和投资，更间接使得其将财富投入到吸引国内外中高端人才方面，从而将美国制造业的人才竞争优势进一步提升。吸引制造业的回流和外国企业的流入，增加国内产业工人的就业机会，这是特朗普政府提升美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出口方面，为缩小贸易逆差，增加就业机会，特朗普政府退出TPP、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发动贸易战，努力确保美国制造业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似乎当前存在这样一种共同意识，即制造业对于美国经济长期繁荣发展具有核心作用，只有制造业保持优势才能抢占未来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美国经济。
中国制造业产值已经成为真正的“世界工厂”。但是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技术进步成本的上升，“中国制造”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在逐渐减弱。在劳动力成本方面，我国劳动力人口数量已经连续数年下降，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再加上计划生育方面的原因，使得我国“未富先老”的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都造成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从而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中国也已经出现企业家到美国办厂的情况，因为在考虑运输成本、能源成本、当地政府提供的各类补贴之后，在美国办厂的成本甚至低于中国。环境成本方面，由于我国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国家加大了环境保护的力度，因此造成企业节能减排成本的骤增。
尽管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但远非制造强国，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是当前的首要任务。目前中国制造业发展最为典型的问题是低层次、低质量的产品供给无法满足对高层次、高质量产品的需求，表现为在制造业的生产和消费领域出现产能过剩与海外并购热潮并存的现象。而隐藏在这些背后的是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落后的生产技术导致的缺乏竞争力的中国制造。
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后总量增速下行，在产业结构供需失衡、缺乏重大技术进步背景下，生产力不具备短期大幅抬升的可能。为了给实体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必须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同时采取措施。从供给侧来看，一是可以通过税制改革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费负担，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实体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减少无效的产业政策，创造有序的竞争环境，引导企业面向市场，而不是面向政府，企图寻求政府政策直接支持。从需求侧来看，金融资本高回报率和资金供给的结构性失衡内生于我国经济金融体系。“回归金融服务实体的天职：一是要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放宽民营资本的准入条件，多元化市场主体竞争；二是要以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动建立风险与收益匹配的市场化定价机制，合理引导信贷资金流向，减少无效供给。”[21]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如果说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它同样离不开有效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紧密配合，要实现上述的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改革，特别需要强调“看不见的手”。改革开放的40余年正是不断释放市场内在潜力的过程，在世界分工体系之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应该是长期秉持的策略。正如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李斯特所强调的那样，落后国家需要通过政府干涉政策来保护，培养国内的制造业，但是这种保护应该是有期限的。而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必须完善诸如产权保护，金融体系等制度，否则有效的市场竞争无从谈起。
【注释】
[1]赵星宇，法国诺曼底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教于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参见［美］杰里米·阿德尔曼：《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贾拥民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566、582页。
[3]参见宁胜男：“莫迪政府‘印度制造’——效果评析与前景展望”，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7年第3期。
[4]方雯：“印度现代服务业竞争优势的不可持续性”，载《南亚研究季刊》2008年第2期。
[5]参见王展祥：“制造业还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吗？”，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6]See Richard M.Locke and Rachel Wellhausen，A Preview of the MIT Production in the Innovative Economy Report Production in the Innovation Economy（PIE）Commission，2013.，
[7]See Joel Kurtzman.Unleashing American Century：Four Forces for Economic Dominance，Public Affairs，2014.
[8]Robert Rowthorn，Coutts K.Commentary：“D-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in Advanced Economie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28，No.5，2004，pp.767-790.(www.xing528.com)
[9]金碚、刘戒骄：“美国‘再工业化’的动向”，载《中国经贸导刊》2009年第22期。
[10]参见卫志民：《经济学史话》，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8、49页。
[11]参见斯特凡·泰尔：“众厂之厂——德国制造业制胜全球化时代”，载《装备制造》2008年第Z1期。
[12]参见郑春荣、望路：“德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经验与启示”，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第11期。
[13]参见丁庆蔚：“战后日本制造业兴衰对中国制造业科学发展的启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14]参见张玉来：“日本制造业新特征及其转型之痛”，载《现代日本经济》2018年第4期。
[15]参见李毅：“当前日本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动向与制造企业的调整和变革”，载《日本学刊》2005年第6期。
[16]参见智能科技与产业研究课题组主编：《智能制造未来》，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106页。
[17]参见曲文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与俄罗斯经济增长”，载《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1期。
[18]数据来源：Reserve Bank of India，“Annual Report of the RBI：Growth Rates and Composition of Re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At 2011-2012 Prices）”，https：//m.rbi.org.in//scripts/Annual Report Publications.aspx？Id=1160，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8月25日。
[19]参见周建华：“对外贸易、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和印度的比较”，载《南亚东南亚研究》2010第4期。
[20]数据来源：The Economist，“India's Economy：More than A Lick of Paint Needed“，http：//www．economist.com/news/asia/21644223-budget-next-week-must-be-bold-enough-turn-cyclical-recovery-sustained-boom-more，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2月19日。
[21]朱映惠：“制造业投资视角下的我国经济‘L’型增长趋势”，载《新理财（政府理财）》2019年第8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