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冷战后，世界市场真正得以形成，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得到了迅猛发展，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但是，囿于逆全球化思潮的涌起，世界经济中“中心—边缘”结构的固化，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经贸壁垒问题依然突出，这也是世界贸易组织（WTO）自“多哈谈判”之后，贸易自由化一直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与东盟国家中，大国与小国并立，富国与穷国共存，各国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例如，新加坡作为全球重要转口贸易港口城市，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水平最高。而缅甸、老挝等国，受国内政治、经济等复杂因素的制约，在贸易往来中存在诸多机制性、技术性障碍，隐性壁垒较多，交易成本较高，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水平在东盟国家中较低。同时，就具体领域而言，马来西亚在银行业存在较多限制，泰国则在运输业存在较多壁垒，特别是陆路运输。[50]以昆曼公路为例，连接中国与泰国的昆曼公路早已通车，但是由于海关、边检、检验检疫等方面的规章制度缺少协调统筹，昆曼公路的利用率远低于设计水平，并未达到推动双边贸易往来的预期目的。
简言之，自中国—东盟自贸区于2010年建成以来，除部分敏感产品以外，绝大多数产品实现零关税，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提升，经贸发展前景较好。然而，在货物贸易大踏步前进的同时， “人员及服务贸易自由流通还远远没有做到”[51]。即在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中，非关税壁垒与隐形壁垒依然存在，并成为中国、东盟“发展贸易的重要障碍”。[52]WTO前总干事素帕猜·巴尼认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内一些非关税壁垒的成本甚至达到关税壁垒的3倍之多”[53]。由此可知，非关税壁垒将是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建设的严重阻碍，不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据统计，“东盟地区的关税已大幅下降，但是中老及中缅仍然存在关税下降的空间。基于非关税壁垒指数，东盟10国平均值为0.757，低于关税水平指标。尤其是马来西亚、老挝和缅甸三国的双边壁垒仍比较严重，低于0.6”[54]。同时，就投资而言，外国资本投资的准入限制也是一种隐性的投资壁垒。这通常表现为，一是对于投资项目所有权的限制，二是对于投资领域的限制。近年来，缅甸基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理由，对于外资准入领域进行严格审查与监管，制定了诸多准入门槛，可视为一种隐性投资壁垒。(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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