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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驿路: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遗产

时间:2023-06-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周朝是我国历史上持续最长的朝代,自西周开始,由国家控制按照统一规划修建道路。全国大一统的驿路网络始建于秦汉时期。以咸阳、长安为中心的驰道、驿路,通向全国各地。以京都咸阳、长安为中心的驿路进一步发展,驿传管理也有了比较严密的管理体系。陕西此阶段的驿传制度远非汉代可比。但长安附近仍有较完备的驿传设施。以长安为中心的驿道遍布全国,四通八达。陕西境内驿程计7200余里,置驿站150个以上。

陕西驿路: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遗产

殷商时代,甲骨文里,已有“馹”的本字。史籍称:“乘车曰馹曰传,乘马曰遽曰驿。”驿,本义是驿马周朝是我国历史上持续最长的朝代,自西周开始,由国家控制按照统一规划修建道路。 西周时期,尚未出现“驿”这一名词,但尽管如此,“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屋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道路旁“立鄙食以守路”;边界上设“寓望”令“候人”看守道路并警戒奸盗;国都和县邑有寄寓、客馆。陕西是西周的京师所在地,西周六官司之一的夏官司马,除主要掌邦政、管军事外,兼管全国的馹传事务。地方诸侯国执掌军政大权的官司马卿,也分管馹传驿传制度。这种管理制度,被史学家认为是世界道路史上最早、最完善的路政管理。可以看出,驿传制度雏形已经形成,对后世两千多年的中国驿路和应运而形成古老神奇的驿传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有多出对“周道”的描述。《诗经·小雅·四牡》的“四牡騑騑,周道倭迟”是说:四匹公马跑得累,大路遥远又迂回。《诗经·小雅·大东》的“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是说:大路平如磨刀石,大路笔直像箭杆。从中也可见周道的不同。

由于历史的局限,西周完善的城乡道路体系及管理制度,只普及于王畿之地。

全国大一统的驿路网络始建于秦汉时期。以咸阳长安为中心的驰道、驿路,通向全国各地。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开始修筑驰道。一个叫贾山的曾对秦王朝政策不满的西汉政论家,对修筑驰道的侈丽描述“为驰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从中,修筑驰道的规模之大,标准之高,可见一斑。驰道系皇帝的专用御道,一般官员和使节只能在旁道上行走,不能进入中央三丈。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作扇形展开,东至今山东一带,东北通至今河北一带,东南通至今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和安徽一带。在今陕西境内有关的主要道路,有南阳南郡道、陇西北地道、汉中巴蜀道、函谷三川郡道、临晋河东郡道和直通上郡、九原郡的秦直道。

西汉在长安定都后,汉承秦制,大力开发交通。先后在秦的基础上,开辟了灵关道、子午道和回中道。特别是开辟了赫赫有名、影响千年的“丝绸之路”。

秦汉时期,陕西关中地区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以京都咸阳、长安为中心的驿路进一步发展,驿传管理也有了比较严密的管理体系。秦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里一乡。这里,两个“里”含义不同:十里亭的“里”指里程;十里一乡的“里”是指乡里、里伍行政组织。亭是行旅宿食之馆。每亭有两人:一为亭父掌开闭扫除,一为求盗掌逐捕盗贼。除亭外还设有邮站并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邮站按官吏级别供给规定标准的饭食。

汉代,传舍、传置开始称作驿。从此“驿”这一名称,一直沿用到后代。

汉正式设有驿站:“驿马三十里一置,卒皆赤帻绛韝云”。也有10里或50里置驿的。除设有驿外,汉承秦制,也设有亭和邮:“设十里一亭,亭长、亭侯,五里一邮,邮间相去二里半,司奸盗。”秦汉亭和乡同是县以下地方行政组织。所不同的是,亭除了具有行政机构一般职能外,亭为治安兼驿传组织,多设置于交通要道兼有管理交通、维护道路、传递公文、稽查来往行旅等职责。如汉长安灞桥设有“稽查亭”,检查十分严格。大将李广夜经灞桥亭,被灞陵尉喝住,不令夜行。邮和亭是隶属关系,邮是亭的下级。汉时传车按拉车马匹多寡、优劣,一般分为四等:一、用四匹二等马拉传车为“置传”;二、用四匹中等马拉传车为“驰传”;三、用四匹下等马拉传车为“乘传”;四、一匹马或二匹马拉传车为“轺传”。除上述四种外,还有特级传车,谓之“六乘传”“七乘传”等。《汉书·文帝经》谓张武等迎代王时,“张武等六人乘六乘传诣长安。”所谓“六乘传”即六匹马拉的传车。从汉文帝开始,为适应驿传制度的发展,在研究了前代牌符的基础上,产生了一套凭证制度,对后世影响很大。所谓牌符系根据不同等级和用途而征发驿马传车之用的一种凭证或护照。大抵有四种:一、铜虎符——征发军兵之用;二、竹使符——军兵外,其余征调之用;三、木传信——征发驿马之用;四、繻(帛制传)——出入关口之用。

三国、两晋、北朝时期,由于分裂对峙,战事不断,驿传制度破坏甚重。陕西此阶段的驿传制度远非汉代可比。正如《晋书·贺循传》载:“汉制十里一亭,当今纵不能尔,要宜筹量,使力足相周”。这一时期的军、民、财政包括驿传交通很难各成系统。但长安附近仍有较完备的驿传设施。《苻坚载记》载:自长安至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如北朝西魏大统十四年(548)在东阳(今渭南)东西各设的驿站,东阳驿和杜化驿,两驿相距26里。这一过渡时期,地方驿制,东晋时县设驿站,有“承驿吏”主管驿务。其他地方驿运职官,虽袭前制,形同虚设,实际上各州由总揽军政大权兼任所驻地的州刺史总管。

隋代国家重新统一,废北周官制,驿传制度得以恢复和发展。《隋书·食贷志》载:“(文帝时)诸州调物,每岁河南到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今西安)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可见,陆路驿站事务之胜了。由于隋国祚短促,因此难以形成一套完整的驿传制度和管理体系,但却给唐代驿传制度奠定了基础。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高度繁荣鼎盛时期。在隋的基础上,不断改造旧路,开辟新路,使得由京都长安通往全国各地的道路干线增加到十多条。驿路交通及驿传制度其规模宏大、组织完备,远非前代所能及,完善、成熟和发展到了一个黄金时代。京都长安不仅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而且也是当时世界少有的大都会。以长安为中心的驿道遍布全国,四通八达。在陆路交通要道上,大致凡30里置一驿站。陕西境内驿程计7200余里,置驿站150个以上。通常乘驿日行6驿(约180里),乘传日行4驿(约120里)。如若贬降官员,须日驰10驿以上。如遇紧急军情,驿马每日奔跑300里。公元755年,安禄山范阳(今北京)反唐,当时唐玄宗正在西安临潼华清宫杨贵妃寻欢作乐,两地相距3000里左右,仅6天就接到情报。驿骑并非从早到晚不停地跑,而是每站换马或人马俱换,采用“接力跑”的办法。驿马颈下系有铜铃,听到铜铃响声,接班的驿骑就做好一切准备,接到公文,立即跃马飞奔,分秒必争,马不停蹄。唐代诗人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描绘的“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正是其真实、生动的写照。

宋以后国都东迁,陕西虽失去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地位,但由于地处中原腹地以及与西北、西南边陲的连接地带,陕西仍然起着东西交通的枢纽作用。横穿关中的官马大道及陕甘官路、川陕官路和沿明长城而行的军路等,仍是封建王朝的“国脉”。

在陕西数千年的道路交通史上,最能代表中国人的伟大创造和智慧结晶的,莫过于千年蜀道、秦直道和丝绸之路。它们,犹如历史天空中的璀璨明星,至今熠熠闪光,影响深远。

“蜀道”是指当时京都长安或关中通往汉中、四川,特别是汉中通往四川的官马驿路的统称。它不是指一条道路,而是数条曲曲弯弯的谷道。

所谓“谷道”,是说这些古道基本上都是沿河谷崎岖蜿蜒而建。从东往西,长安或关中通往汉中、四川的古道上,驰名的主要分布着七条谷道,分别是子午道、傥骆道、文川道、褒斜道、连云栈道、故道和金牛道等。

子午道,古代称北方为子,南方为午。子午道的开辟和利用至少在秦汉之际,最早记载见于东汉班固《汉书》。具体走向在汉、晋时期和隋唐时期有所不同。大致走向是从今长安直南入子午谷,过秦岭经宁陕、两河至南子午镇到西乡,抵汉中。在以后,从长安至汉中整个走向是开始为正南正北,过秦岭后稍偏西南,合汉江后转向西北,最后在汉中平原上又转为正西偏南。子午道不仅是长安通往四川东部各州郡的捷径,而且,历史上建都江南的政权以荆襄为经营地来经营汉中、成都,主要从这条道路行进。

傥骆道,是长安、汉中间穿越秦岭的一条谷道。见于历史记载比文川道早,比其他诸蜀道都晚。大致走向由长安向西南,经户县折西至周至,从西骆谷口入山,越秦岭而入酉水上游的洋县华阳镇。由洋县沿汉江北岸渡湑水,经城固县至汉中。据统计全长大约760余华里,其中谷道约500华里,是蜀道北段长安至汉中间诸线路里程最少、最为便捷的一条。之所以被称为傥骆道,是因为它的谷道部分,北为西骆峪水河谷,南为傥骆水河谷。

褒斜道,在诸蜀道驿路中,褒斜道和故道见于历史记载,是最早的。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栈道之一。远在殷商末年,周武王伐纣行进的道路,据说也就是后来的褒斜道。司马迁《史记》就写道,“褒斜道”。古代褒斜道系沿渭水南侧支流斜水,即今石头河和汉江北侧支流褒水河谷行进,由此得名。大致是从今西安市向西南,至户县折行,过周至县到眉县,再折西南由斜谷关入山,过石头河,翻老爷岭进入太白县的虢川平地。经江口、留坝到褒城而进汉中。

故道,故道的得名与它沿嘉陵江的东源故道水河谷而行有关。由于该路的北端出口宝鸡市古代叫作陈仓县,它的南端有重要关隘——大散关雄踞秦岭之脊,这条路的中段又经过险峻泥泞的青泥岭,所以又称陈仓道、散关道和青泥道。故道之名,始见于秦汉之际。司马迁《史记》里有刘邦发动北定三秦之战,“初攻下辩,故道”之句。具体走向,是从今宝鸡市南过渭河,从清姜河西岸的益门镇入山。穿越大散关、青泥岭、老爷岭等山至略阳,也就是古代的兴州。由略阳向东南越煎茶岭至勉县进入汉中平原,与金牛道相接进入蜀地。

金牛道,是由石牛粪金、五丁开道的故事得名。实际专指从汉中通往成都的道路。最早记载这个故事是西汉文学家扬雄的《蜀王本纪》。战国中期,秦、蜀都是独立诸侯国,彼此不相隶属。有一次秦惠王和蜀王在某一地方相会,秦王给蜀王一筐黄金为礼品,蜀王也以礼物回报,但送给秦的礼物却变成泥土。秦王大怒,而秦的大臣却称贺说,泥土代表国土,这是预示秦国将吞并蜀以扩大领土的吉兆。秦王转怒为喜,盘算攻蜀之计。秦在秦、蜀二王曾相会的地方,刻了数个石头牛,石牛屁股后放了黄金,放言石牛粪会变黄金。蜀王得知,信以为真,便派五丁力士率众修路迎牛,后运抵成都。这样,一条连接秦蜀之大道落成。秦从这条蜀国修成的大道进兵,灭了蜀国。这条道路也就被后人称之金牛道或石牛道。

连云栈道,连结故道北端、褒斜道南段而成的一条新线,有人也称为回车道、斜谷道和南栈道或蜀栈道。“连云栈道”之语,则为形容这种道路建筑,凌踞湍河急流之上,出没云雾之中,形制檐牙高耸,犹如鸟欲飞翔得名。今陕西宝汉公路,从宝鸡市溯清姜河往西南,过秦岭,经石门关,越柴关岭,出褒谷南口而达汉中的公路,正好和古代的被称之为连云栈道相吻合。

文川道,是唐代后期在以前褒斜道的基础上,新修的一条驿路。其南端谷道的出口在今陕西省城固县西北的文川河谷而得名。文川道开辟后,作为驿路虽然为时甚短,却成为关中至汉中商旅往来捷径之路。这条驿路由今陕西扶风向南,过渭河到眉县,由眉县、西江口、城固至汉中。(www.xing528.com)

当然,蜀道主要除了这七条驿道外,还有北起今南郑县因穿越米仓山进入四川而得名的米仓道,由汉中西乡出发到镇巴至四川万源的驿路,因接涪陵为杨贵妃送荔枝而得名的荔枝道等等。唐天宝年间的荔枝道和子午道相接,通往长安。

蜀道自开通起一直到整个的存续期间,即伴随着战争。历史上发生在蜀道的战事不计其数,这是任何一条古道路都望尘莫及的。历史上的王朝更迭、分裂割据,蜀道的军事地位彰明较著,成为兵家必须控制的重要目标。从最早的军事行动武王伐纣,周幽王伐褒国,战国时期秦惠王灭蜀,秦楚相争汉中,到曹操刘备争夺汉中,东晋司马勋攻打苻坚,金、蒙古对南宋进攻,再到李自成义军被困汉中,清白莲教义军等出击征战……刀光剑影,风烟滚滚,无不是在蜀道诸驿路上演绎了一出出惊心动魄、活灵活现的历史活报剧。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抵御匈奴主侵扰,令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修凿的巨大防御工事,也就是万里长城的姊妹工程——秦直道。

史圣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史记·蒙恬列传》又载:“秦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史家司马光资治通鉴·秦纪二》也载:“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云阳……”

“甘泉”即甘泉山,坐落在云阳县。秦汉时的云阳县有甘泉山,甘泉山林茂木繁,山高气爽,以泉水甘美得名。秦建林光宫、汉建甘泉宫于此。每逢盛夏季节,秦汉君王常去林光宫(甘泉宫)避暑,并处理军政事务,使林光宫(甘泉宫)成为京都秦代咸阳、汉代长安以外的另一个政治、军事中心。

根据《史记》等史书记载,“直道”修建于秦始皇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前212—前210)。南起(或说南到)云阳即今陕西淳化县凉武帝村,途径陕、甘、内蒙古两省一区,穿越15个县,北达(或说北起)九原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西,全长大约相当现在700余公里。大体南北相直,故史称“直道”。

秦始皇为了显示他“至高无上”的皇威,下令要加快修筑这一浩大的军事工程。除了令大将蒙恬监修外,还命长子扶苏为监军,协助蒙恬处理军务。扶苏和蒙恬,为此付出了杀身之祸的惨重代价。扶苏在去上郡蒙恬屯军处监军时,先是两个女儿途中死亡,葬于直道附近。今甘肃省正宁县刘家店子林场西侧数里处,有“两女砦”遗迹,据传系扶苏两女之墓,至今坟头高大,周围残留的秦砖汉瓦随处可觅。

可遗憾的是,秦始皇到死并未看到已基本可行车的直道。经过两年半的突击修筑,“直道”终于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基本完工。活着没有看到修竣好直道的秦始皇,到始皇三十七年第五次出巡途中病死于沙丘,装载他遗体的“辒辌车”却是由九原郡沿“直道”运回咸阳的。这也算圆了这位中国首位皇帝要建世界最快大通道的夙梦。

可就在秦始皇死后的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也就是“秦直道”基本完工之年,赵高、李斯假传诏书,先后赐死秦始皇长子扶苏和大将蒙恬。

就这样,一代历史功臣、贤良名将屈死在戍边高原。如今,陕北绥德大理河两岸的扶苏墓与蒙恬墓遥遥相望,诉说着两千多年前的功罪与冤愤。

“秦直道”竣工百年后,史圣司马迁在其《史记》里记述了他到北部的边疆,从直道归来,行程中观察蒙恬修凿的长城和城堡,都与开山填谷的直道相通的情景和过程。

古老神奇而声震世界的丝绸之路,是中国最早和中亚、西亚、欧洲和非洲之间政治交往、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交通大道。狭义的丝绸之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讲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是生产丝绸的故乡,因其一开始在这陆路交通要道上,主要以丝绸为媒介进行经贸交易,当19世纪70年代著名的德国地理、地质学家李希霍芬首先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即被此后中外史学家广泛接受,沿用至今。

在西汉之前,古老的中国中原通西域的道路已初步形成。西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以长安为起点,与中亚各国建立了政治、经贸关系,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同时,汉武帝还几次派遣大将霍去病西征匈奴,设置四郡,开发河西,对丝绸之路的畅通起了重要作用。西汉末年,丝绸之路一度中断,东汉时的班超又以洛阳为起点,重新打通隔绝多年的西域,罗马帝国也首次顺着丝路来到当时东汉京都洛阳,这是欧洲和中国的首次交往。在通过这条漫漫长路进行贸易交往中,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亚欧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还是促进亚欧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

丝绸之路一经打通,就经历了曲折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历史风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丝绸之路干道沿线割据政权林立,线路受阻。隋唐时期道路运输范围逐渐扩大,丝绸之路呈现繁盛之势。嗣后,丝绸之路时通时阻。到元代又继续发展,开通了亚欧大陆桥。明朝年间加强了对西域的经营,朝廷对西域各部族采取了种种怀柔抚绥的政策,丝绸之路重新开启发展。以后随着社会政治形式的变化和海运兴起,丝绸之路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清代建成了“官马大道”,朝廷通过丝绸之路多次用兵护卫边疆,征讨民族分裂势力。民国抗战时期,苏联援华物资也曾沿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

雪山、沙漠、戈壁、河川、绿洲、湿地……时而狂风漫卷,飞沙走石;时而寂静万里,空无人烟;时而牧人炊烟,袅袅升起;时而驼铃阵阵,声声悠远。这就是古代中国的西域,既苍凉荒蛮,又辽阔富饶。我们的先人经过几代的开掘、奋战和流血付出,拓展了西域,开通了直到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一般可分为东、中、西三段,而每一段又大概可分为北、中、南三条线路。

东段,由两汉开辟,从长安或洛阳到玉门关、阳关一代,基本还在中国内地。东段各线路的选择,多考虑翻越六盘山以及渡黄河的安全性与便捷性。长安或者洛阳出发,到武威、张掖汇合,再沿河西走廊至敦煌。

中段,仍由汉代开辟,从玉门关、阳关以西至今帕米尔高原,这就是中国古代辽阔的西域了。中段主要是西域境内的诸线路,它们随沙漠和绿洲的变化而时有变迁。三条线路在中途尤其是公元640年设立的安西四镇,多有分岔和支路。

西段,由唐代开辟,大约由从今帕米尔高原往西直接走出国门,经过中亚、西亚直到欧洲。自帕米尔高原以西直到欧洲的都是丝绸之路的西段,它的北中南三线分别与中段的三线相接对应。其中经里海到君士坦丁堡的路线是在唐朝中期开辟。

在历经千百年的漫漫历史长河中,有太多的英雄人物、历史名人,为开拓丝路上下求索,为发展丝路不断探险,为传播丝路文化不畏艰难,为民族和睦奉献终生,留下了许许多多荡气回肠的壮美故事。

除了早已闻名遐迩、世人皆知的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的英雄张骞和投笔从戎、重启丝绸之路的先锋班超之外,还有奉命出使罗马帝国的甘英,西行取经的圣僧玄奘,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的鸠摩罗什,东晋高僧杰出的翻译家法显,与吐蕃首领松赞干布和亲的文成公主,撰写《马可·波罗行纪》的意大利著名的世界旅行家马可·波罗,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主要开拓者利玛窦,首个发现楼兰古城、填补地图上西藏的大片空白两项成果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一词的德国旅行家、地理学家和科学家李希霍芬……以及那些没留下姓名的无数工匠和劳工们。他们都是为丝路开拓、发展和人员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贡献的重要人物,是丝路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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