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相互关系的探究

（一）其他要素对生产要素的影响

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与生产要素紧密相关，但生产要素很容易受到其他要素的影响，比如政府对IT专业化人才培养及供给，所以生产要素最终会与其他要素相互作用，作用于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

（1）产业集群促进生产要素创造。

印度信息技术产业形成了七大产业集群，在集群内部，IT企业之间是竞合关系，企业要获得竞争优势，必须不断提升管理能力，增加对IT人才需求，从而刺激围绕在产业集群周边的教育领域培育出更多的高级和专业型生产要素。产业集群也会促使政府、教育机构、企业乃至个人对生产要素投入更多投资，带动专业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市场信息的流通。专业化的环境建设形成扩散效应后，又会进一步提升生产要素供给，相互强化，最终促进产业发展。比如，近年来印度政府正在致力提高物质基础设施，确保在一定时间内创建世界级的基础设施交付服务。从“十一五”计划的5 000亿美元到“十二五”计划的1万亿美元，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入翻番，并且还鼓励私人参与，通过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帮助建立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典型的案例包括在主要城市（班加罗尔、孟买、德里、海得拉巴）实施机场基础设施的现代化，通过德里的地铁网络构建公共交通管理系统。^[1]这些措施通过积极的外部效应强化了产业发展预期。

（2）需求影响投资生产要素的优先顺序。

需求条件是影响生产要素的一大来源，当国内外市场对某个产品有大量需求时，往往推动社会、民间对该领域的投资。例如：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迅猛发展，欧美市场对印度的软件及服务外包需求极大增加，在此情况下，马哈拉施特拉邦在1998年第一个发布了信息技术政策，从而成为吸引外国投资最多的印度地区，利用这些投资，马哈拉施特拉邦工业发展集团已经建立了37家公立信息技术产业园。私营部门投资也不断进入，479家私营IT产业园被批准，其中144家已经获得投资并开展运营。私营IT产业园在浦那有166个，大孟买区有158个，塔那128个，那格浦尔5个，纳西克4个，奥兰加巴德3个，沃尔塔1个，这些园区的出口IT总额达到全国的32%。^[2]

（3）政府对生产要素的配置。

首先，生产要素的布局、流转具有社会性，企业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和产业发展的载体，往往无法全方位调配和整合生产要素，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使用或者改善。因此，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进行协调。印度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往往在建立国家技术创新体系、专业性人才培育、资金资源、信息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影响生产要素的结构和比重，进而影响产业发展。其次，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开发需要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这样才有利于发挥生产要素的效率和效能。印度政府的IT战略，很好地释放了印度的人力资源优势。

（二）其他要素对需求条件的影响

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的市场需求条件反映了印度的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社会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模式。其他要素会对需求条件造成影响，从而作用于信息技术产业的整体发展。

（1）生产要素对市场需求的影响。

在产业发展早期，基于成本的考虑驱动，印度低廉高效的IT人力资源，极大满足了国外客户的需求（印度这一优势也符合了20世纪90年代末IT繁荣时候对大量技术人员的需求），印度工程师在经历了严苛的外包项目的实效性、安全性等各方面的考察后，取得了外包市场声誉，扩大了国外市场需求。

（2）产业集群会强化产业的产品国际化需求并刺激国内需求。

在印度信息技术产业内，大量彼此关联的公司与各类专业化供货商、研究机构、职业培训机构形成了集聚体，也就是所谓的产业集群，集群内市场容量大，企业竞合激烈，其产品、服务等成为印度对国际市场的引导性力量，建立起印度的国家形象，并使印度被视为市场上主要的竞争者。班加罗尔IT产业集群使得印度信息技术产业在全球具有了品牌知名度，被视为“亚洲硅谷”“软件之都”“希望之城”，这种品牌代表着质量与保障，强化了印度信息技术产业产品的国际化需求。同时，集群内企业激烈的竞争迫使企业提升水平，创造新的国内市场需求。

（3）创新不断开拓并刺激市场需求。

通过技术创新，印度信息技术产业已经成为印度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部门，新兴技术帮助印度软件和服务业获得新成果和新客户，而且由于业务流程越来越与信息技术一体化结合，会产生更多的商业应用和服务需求。

（4）机会创造需求。

例如，“千年虫”问题的解决形成了巨大的市场需求，给印度IT专业人士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5）国家IT发展战略细分市场需求并刺激和引导国内预期需求。

印度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初期，在国外市场需求方面，印度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战略主要是抢占低附加值的细分市场，例如后台交易和呼叫中心，现在已经扩展到包括软件编程、工程、设计、会计、法律和医疗咨询等领域。在刺激和引导国内预期需求方面，政府作为信息技术产业的主要客户，也会影响产业发展的需求条件，政府政策甚至可以影响其他地区的需求状况及供给方式，比如政府制定的增加对IT领域某些产品和服务的购买政策可能会对该产业产生刺激作用。目前，印度中央和一些邦政府推出了许多政府项目，有目的性地挖掘印度信息及通信技术潜力，广泛开展电子政务，把信息技术当作有效治理的一种手段，信息技术在公共服务部门的应用成熟和标准化有望进一步驱动国内需求。

（6）信任是印度IT企业获取国际市场的关键要素之一。

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的国际市场主要构成是跨越国度的离岸外包，在移民关联克服最初的障碍下，通过基于理性计算的初始信任和合作过程中的学习，产生信任度上升，然后合作重复的这一发展脉络，表明印度IT企业获得了国际市场的认可，取得了国外客户的信任，打开了国际市场的需求通道。

（三）其他要素对信任条件的影响

印度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信任条件是国内IT企业和国外客户之间广泛开展合作交易的基础，也反映出国内企业间相互合作的程度。其他要素对信任条件也会造成影响。

（1）政府颁布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为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不断改良的发展环境，同时也给国外客户提供了良好的心理预期。

在印度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软件盗版、侵权问题一度非常严重，对客户信息安全保护及数据保护能力成为软件发包方考察承包商的重要因素。为此，在立法层次上，印度做了大量工作。首先是多次修改《版权法》，严厉打击盗版，印度现行1957年《版权法》在1983、1984、1992、1994、1999、2010年经过了六次修订。特别是针对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环境下出现的某些新问题，印度议会上下两院于2012年5月均通过了《2012年版权（修正）法》（the Copyright（Amendment）Act，2012）。^[3]其次，按照TRIPS（贸易知识产权协定）规定，修改《专利法》，颁布了《国际版权规则》《商品的地理标识法》《设计法》《商标法》。再次，2000 年6月颁布了《信息技术法案》，并在之后的11年内两次对其进行了修订，成为当时12个为信息技术立法的国家之一。该法实行政府宏观指导与服务机构监管并举，加大对中介机构服务商管理、域外犯罪治理、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的发展与保护、对个人敏感信息的保护，其主要目的是为印度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最后，印度还成立了“计算机应急反应小组”等反盗版的执法机构。

尽管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但是作为一个以服务外包为主要业务的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软件专利在现实中也会阻碍新创公司的健康发展。2016年，印度废除了与计算机相关的软件专利法律保护。

（2）信任是产业集群所具有的难以模仿、难以替代、稀缺的共享性资源。

产业集群作为介于市场和科层之间的中间性组织，它的地理临近性、组织临近性以及历史渐进性等综合作用培育出特有的内在信任属性，这种信任属性对于产业集群外部企业具有排他性，而对产业集群内部企业却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信任作为产业集群的一种异质性资源，难以模仿、难以替代，具有稀缺性，犹如马歇尔所述，信任存在于集群的“空气”之中。信任有利于知识整合、扩散、共享，可以有效限制机会主义行为及逆向选择发生，促进企业达成资源共享、相互学习，优势互补和企业边界的优化，树立良好的个体及整体外部形象；产业集群企业在信任基础上，还可以降低伙伴搜寻成本、信息搜寻成本等交易成本，获得产业集群内部的技术创新“正外部效应”和“边际集群收益”。但信任资源也可能会导致产业集群中社会关系的锁定，推高转换成本，限制创新能力。

在印度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著名的班加罗尔IT产业集群企业间信任资源丰厚，知识整合、扩散频繁，相互学习的氛围浓厚。

（3）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特别是其软件外包的需求特性催生信任。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软件外包成为一种国际现象，特别是离岸软件外包作为以低成本生产高质量软件及服务的商业策略被广泛使用，一些非核心的业务比如数据处理、IT运营、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会计、内部审计、市场营销通常都外包出去。软件外包作为战略联盟形式，是将软件生产由内置向外实施转移的行为，其交易是一种基于信任的控制模式，而不是以市场或官僚为基础的模式。^[4]这种特殊的需求特性使得在建立客户和供应商组织的关系方面，信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其他要素对政府战略及决策的影响

政府能够通过生产要素改造、创造需求，通过法律手段规范市场强化信任，促成产业集群形成，实质上是与其他要素形成良性互动，最终作用于产业发展。那么，其他要素也会对政府各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造成影响。

（1）生产要素条件是政府制定战略或者政策的基础。

从英·甘地开始到拉吉夫·甘地再到曼莫汗·辛格，历任印度政府都意识到在印度这样一个民主国家，40%的人口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电力短缺、基础设施匮乏，急需要找出一条发展的新路子。特别是在1991年财政危机时候，时任印度财长的曼莫汗·辛格问计于印度企业界和科技界，希望摆脱财政窘迫，印度的精英们向政府献策，认为刚兴起的信息技术产业能够解决印度政府的燃眉之急。首先，可以充分利用印度四十年来积攒下来的技术人才储备；其次，如果国家政策能够激发这些人才的潜力，可以防止高科技人才外流，假如这些高素质人才选择在国内从事IT业或直接创业，还可以与外流的印度人结成产业合作联盟，刺激国内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再次，信息技术会充分发挥印度传统教育中更擅长的数学与计算等方面的优势，发展“知识型经济”。这些政策选择在后来证明是可行的。^[5]

（2）海外市场预期需求是印度制定IT战略的前提。(www.xing528.com)

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发达国家对IT工人的需求大大超过了本国人力资源的供给，从而刺激了发达国家企业组织之外的软件服务外包的兴起，这给印度的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契机。印度政府正视了国内市场不足的弊病，抓住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黄金期，迅速制定以软件服务外包出口为导向的IT战略，包括税收减免、基础设施提供、营销支持、研发支持、教育政策、进口自由化政策、FDI政策，目的就是长期有效地开拓海外市场，规避劣势，发挥优势，满足海外市场需求，壮大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用信息技术把印度带入21世纪”。

（五）其他要素对IT产业集群的影响

（1）生产要素是印度IT产业集群形成的基本条件。

产业集群实质上是生产要素在某个空间的集中，“按照韦伯的区域因素，某一区域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为特定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与其他区域相比的优势。”^[6]比如地理位置、能源、水电等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等，可见，区域因素所体现的生产要素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基本条件。

生产要素成为影响印度IT产业集群形成的基本条件，以班加罗尔和海得拉巴为例。卡纳塔克邦的首府班加罗尔的教育机构和培训中心在印度一直久负盛名，1842年就有了第一所英语中等学校，1917年就建立了第一所工程学院，1911年由塔塔集团创立的印度科技学院（IISC）是当今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班加罗尔还有其他世界级的教育机构如印度信息技术学院（IIIT）、印度管理学院（IIM）。班加罗尔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很高的识字率，1951年班加罗尔的识字率是43%，而当时全国识字率不到17%，2001年是86%，而全国识字率只有55%。卡纳塔克邦工程院校的数量非常庞大，政府投入了大量资源发展科学人才和基础设施，与印度其他城市相比，班加罗尔每平方公里的博士密度最高，这意味着能够为IT行业提供大量受过高等教育、技能熟练的人才，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IT产业在班加罗尔的起飞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生产要素基础。

海得拉巴是安得拉邦的首府，大量来自安得拉邦的人士在美国硅谷获得成功以及高等教育的繁荣等因素促成了海得拉巴IT集群的形成。海得拉巴有一些世界级的教育机构，比如印度商学院（ISB）是一所世界一流的商学院，由沃顿商学院、凯洛格商学院、伦敦商学院和财富500强企业联合创办，印度顶级私营企业为该校的成立做出了贡献，一些最知名的印度商界人士也在该校管理委员会任职。由IBM、甲骨文、摩托罗拉等公司支持的海得拉巴信息技术国际研究所（IIIT Hyderabad）提供高质量的IT教育。海得拉巴还有226所工程院校，每年可以培养出8.6万名工程师，拥有非常高的IT人才培养质量和品牌价值。此外，海得拉巴的电力和供水从来就不是问题，海得拉巴的气候虽然没有班加罗尔好，但比钦奈、浦那、孟买或印度首都地区好得多。与班加罗尔或其他大都市相比，这里的生活成本低得多，因此很有吸引力，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新的IT初创企业。

Khomiakova（2007）等学者经过评估，认为印度七大IT产业集群得益于高技能IT专业人员的可获得性，资源禀赋（特别是人力资源）、基础设施是IT产业集群发展基本条件。^[7]当然，印度IT产业集群基础设施供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化，知识融通也会带来集群内高级生产要素的打造并助推产业集群的创新。

（2）市场需求影响印度IT产业集群规模。

其一，市场需求增加，客观上会导致市场规模扩大，高增长的市场往往利润较为丰厚，此时即便是寡头垄断的主导企业也无法完全占有市场，这为小微企业和新创企业的进入提供了客观条件，企业数量的增加使产业集群快速发展；其二，产业集群内部单个企业利用集群网络联系又能获得比单一企业更大的竞争力，实现了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从而吸引更多外部企业加入集群，区域内的资源组织能力得以转换表现为产业集群规模的扩大。

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经历了几个清晰的阶段，印度政府最初放松管制鼓励硬件业的发展，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硬件公司建立，但由于技术、制造业基础较差等原因，这些硬件公司并没有得到发展，其后大多向软件业务多元化方向发展；软件业最初是通过进口替代产品而开发的，面向国内IT市场，但由于国内市场规模较小，印度企业必须以出口为导向，依赖出口市场的增长。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软硬件的逐步分离，对复杂信息系统应用程序的需求日益增加，软件定制应用也大幅度增加，欧美国家IT人员供应不足，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将软件开发活动外包成为一种趋势。进入20世纪90年代，全球IT发展处于井喷状态，为了获取更大的竞争优势，许多美国大中型企业将注意力集中在更有价值和创造性的项目上，把大量软件及服务业务外包给印度公司，利用时区的差异，让印度团队24小时工作，极大缩短了工作周期，提高了生产率和服务水平。在海外需求预期及政府政策支持下，班加罗尔等地大量的新创企业成立，同时吸引了大量的跨国公司入驻，在2000年，班加罗尔的75家跨国公司中有71家是从海外归来的印度裔主管，在近十年间，印度南部的软件出口份额从1991—1992年的25%上升到2003—2004年的40%以上。^[8]尽管钦奈在早期已成为一个软件中心，但很快被班加罗尔超越，海得拉巴、浦那、加尔各答也在迎头赶上。其中，班加罗尔集群在海外需求的刺激下快速扩大，成为最大的销售和软件出口集群，班加罗尔集群的形成也极大地促进了新企业的成立，产业集群为本地IT公司提供了更好的商业环境，所需的技能、技术和人员往往唾手可得，新企业能够在幼稚期得到培育、能够有效组织资源，获得在国外市场竞争的能力，这又反过来催动产业集群规模扩大。

（3）社会资本效应产生的信任增强印度IT集群内企业竞争力。

“社会资本结构特征实则是一种社会关系网络，它由共享某些相似特征的成员联结在一起而形成，信任、规范、信息、合作、期望和互惠等是这种关系网络的基本特征。”^[9]社会资本可以有效降低产业集群内企业的交易费用，由此产生的信任可以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促进知识扩散与技术创新，增强企业竞争力。印度IT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借助于全方位的信息交流网络，并形成不断增强的信任网络，从而促进了集群内的企业间的合作与学习，知识转移的加快，特别是隐性知识的流转对于技术创新的成功非常关键，而且这种隐性知识难以模仿，当转变为集群内企业的专门知识时可以获得集群外企业难以比拟的优势。

印度移民为印度IT产业集群搭建了信任网络。在1990年代，印度裔移民管理着硅谷大概9%的新创企业，到2000年，三分之一的硅谷IT公司高管是印度裔。印度每年都有大量IT工程师来美国工作，推动了上述数字的增长。其中一些印度人负责跨国公司在印度的业务，他们在美国的网络与在班加罗尔等地的印度工程师网络相结合，促进了思想、就业信息、前沿软件等快速传播。2001年年初，欧美IT市场的低迷使得大量印度IT工程师和高管从硅谷返流回印度，这些人带回了宝贵的管理经验和前沿技术知识，他们用这些知识在班加罗尔等地创建了自己的公司。2001—2002 年，班加罗尔吸引了印度 112 家外国直接投资企业中的40%。^[10]基于上述背景，这些公司创立者与国外市场联系紧密，甚至在集群内的IT企业创立者或者高管本身都在美国一起共事过，都是美国硅谷“印度帮”或印度企业家协会成员，构建了外界难以模仿的产业集群内企业信任模式。

（4）政府推动印度IT产业集群发展。

单纯的IT企业集中并不能保证集群成功形成，因为与集群相关的优势并不总是自动自发地出现。波特认为，政府在滋养和强化产业集群上，具有关键性的影响。^[11]Fujita（2002）观察到政府部门的财税政策影响了产业集聚的程度和发展，公共部门的管理效率对集聚存在显著影响。^[12]李世杰（2009）总结了美国、意大利等国政府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得出发挥政府职能来弥补市场失灵，政府有意识引导产业集群发展，充分考虑地区产业特点和区位条件，运用经济政策引导产业集群创新等若干政策启示。^[13]可见，企业所处的商业环境既可以促进IT产业集群产生，也可以对其形成造成阻碍。区域的基础设施以及各种机构和政府政策组成了IT集群形成的大环境，针对特定行业的具体激励措施和相关政策起到规范市场运作和企业行为，影响政府服务质量和效率的作用，直接给予IT集群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为了促进IT产业集群的快速形成，印度中央政府和许多邦政府通过建立软件技术园区，在产业政策、财税金融、土地供给、公共服务等方面有意识地引导产业集群发展，位于这些城市的软件园在发展IT产业集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班加罗尔的电子城和海得拉巴的希特克城，不仅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而且还提供所谓的“即插即用”孵化设施，便于公司可以立即开始运作，孵化设施提供可随时使用的模块、备用电源、电话和传真设施、会议室、培训设施，以及重要的高速通信线路和视频会议设施。在邦一级政府方面，典型的有如安得拉邦、西孟加拉邦政府，两者都积极根据市场预期在产业政策等方面引导、助推产业集群发展。

西孟加拉邦的加尔各答位于印度次大陆，曾经是印度工业和商业最发达的城市，其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起步较晚，2002年仅占印度IT服务出口份额总量的 3%～4%。为此，邦政府专门聘请麦肯锡公司为西孟加拉邦制定了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计划和路线图，政府在行政和实体基础设施方面采取主动行动。首先，政府重新振兴工程、科学、技术和统计领域的科研院所，建立新的工程学院和商学院，广泛开展IT知识推介，增强人才供给；其次，邦政府积极打造、宣介加尔各答作为IT企业目的地的城市形象，包括在海外路演，吸引大型IT公司和跨国公司落户加尔各答；再次，政府设立单一窗口系统，推行电子政务项目，这些项目不但有助于改善政府行政管理绩效，还可以促进IT投资；最后，因为印度超过20%的顶级IT人才都来自西孟加拉邦，所以吸引了在其他地方工作的西孟加拉IT专业人士回归。

安得拉邦政府把海得拉巴定位为印度知识中心，为促进IT集群形成，主要措施有税收优惠、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倾斜，其中包括教育投资、政府采购、研发资金等。首先，邦政府积极改善基础设施，增进信息技术素养，创建IT金融区，有意识把海德拉巴及周边环境打造成一个生活、工作和投资都很有吸引力的地方，政府投资道路、建筑、公园，提高当地设施的质量和卫生环境，以知识和服务驱动IT集群发展，比如推动E-sewa（电子服务）开展，为落户IT企业创造新的业务；其次，为新创IT公司提供激励，与其他行业相比，IT企业很容易获得土地，根据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土地价格会有折扣，豁免 50%的注册及印花税，电费有 25%的折扣，还放宽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限制。建成后的海得拉巴希特克城占地151英亩，为IT和IT公司提供了50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和相应的基础设施，吸引了微软、甲骨文和汇丰等跨国企业入驻。

可见，印度IT集群在结构、行为和表现方面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或多或少受到类似的政策、制度、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政府在创造、加强企业经营的商业环境方面发挥作用，政府通过向一定区域的信息技术产业提供基础设施和激励措施来支持集群形成与升级。

总之，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的竞争优势得益于六大要素互相强化、共同作用。单一要素无法促使印度信息技术产业获得成功，因而从单一要素孤立地去分析是无法深层次理解印度信息技术产业是如何发展的。正是在这些要素互相作用、关联之中，各要素的因果关系渐次模糊，形成一股合力共同作用于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

【注释】

[1]NASSCOM. The IT-BPM Sector in India: Strategic Review 2013 [R]. NASSCOM,2013.

[2]India Government. Economic Survey of Maharashtra 2014-15[EB/OL]. https://www. indiabudget. gov. in/index. asp,2018. 06. 30.

[3]王清. 镜鉴印度版权法：中国应当学习什么[J]. 电子知识产权，2013（4）：68-74.

[4]Langfield-Smith K, Smith D. 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s and trust in outsourcing relationships[J].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2003, 14(3): 281-307.

[5]齐鸣. 印度信息技术产业飞速发展的动因分析[EB／OL]. http://news. sciencenet.cn/html/showxwnews1.aspx?id=200017，2017-08-16.

[6]惠宁. 产业集群的区域经济效应研究[D]. 西北大学，2006: 56.

[7]Khomiakova 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lusters in India[J]. Transition Studies Review, 2007, 14(2): 23.

[8]Ramachandran K, Ray S. Form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lusters: how late movers follow models different from early movers[C]//35th EISB Conference,Barcelona. 2005, 12414.

[9]曾琰. 印度IT产业集群的特点及其社会资本效用探析[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08（10）：94.

[10]Taeube F A.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India: The Impact of Culture on the Indian Software Industry[J]. Development by Design, 2002:1-10.

[11]Porter,M. E. 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8, 98:77-90.

[12]Fujita M. &J. F. Thisse. 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Cities,Industrial Location and Regional Growth[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3]李世杰，李凯. 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及政策启示：来自产业集群发达国家的经验[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2）：77-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