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理论的产业分析及国际分工

比较优势理论一直处于发展与演变当中。比较优势从比较成本演化而来，该理论也称比较利益说，最早可追溯至1776年亚当·斯密（A.Smith）的绝对优势说。斯密强调国际分工，他将一个国家或地区某种产品的成本与国外同类产品成本进行比较，认为国家之间应当出口自己生产成本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那些在生产成本上占劣势的产品，在这种国际贸易模式下双方都能获益。但按照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有可能一些国家无法参与国际贸易。1817年，大卫·李嘉图（D. Ricardo）提出相对比较优势理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该理论立足于比较成本，发展了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说。李嘉图非常关注资源禀赋的配置，李嘉图模型认为由于劳动生产率或者技术水平的相对差异，会带来不同国家生产同一产品成本上的差异，即使一国与他国在产品上具有绝对优势或劣势，也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带来福利水平的增长，也可以这样理解，“即使一国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上较之于另一国均处于劣势，仍存在双方互利贸易的基础。前一个国家可以专门生产和出口其绝对劣势相对小的商品，同时进口其绝对劣势相对大的商品。”^[1]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强调的是不同国家的成本比率进行比较，而不是成本的绝对值的直接比较，该理论解决了国际贸易的广泛性问题，即任何国家都可能参与国际贸易。

但李嘉图并没有解释比较优势的来源即各国劳动生产率产生差异的原因，而只是外生给定的技术差别带来的生产率的差别，为此，杨小凯称之为外生技术比较优势。^[2]赫克歇尔（E. Heckscher）及其学生俄林（B.Ohlin）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论，认为比较成本产生的差异来自各国生产要素的相对差异，也就是资源的相对丰裕度成为比较优势的来源。要素禀赋论扩展了比较优势理论，通过放松单一的劳动生产要素限制，假定贸易国之间的生产技术相同，从生产函数相同的假设出发克服了李嘉图模型的缺陷。在此之后，经过萨缪尔森（A.Samuelson）等人的努力，“比较优势理论在以偏好、技术和要素禀赋为边界约束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得到了系统表达。”^[3]依据要素禀赋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劳动资源相对丰裕，就应当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时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从而获取比较优势。但洪银兴认为，单纯按照这个理论指导下的国际分工，容易跌入“比较利益陷阱”，因为“以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列昂惕夫之谜的出现，对于比较优势的来源有了更多维度的解释，比较优势理论更多地从静态分析走向动态分析。从规模经济维度方面，迪克特（A.K. 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的D-S模型认为，即使两国初始条件完全相同，在存在内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两国专注于不同的产业，从而产生内生的比较优势。克鲁格曼（Krugman）和赫尔普曼（Helpman）则发展了一个垄断竞争模型，由于规模报酬和市场规模决定了市场上产品选择或者数目的多样性，在封闭经济下，一个国家不可能生产所有种类的产品，即生产的产品多样性非常有限，“但贸易可以增加消费者的选择，如果贸易增强了消费者的需求弹性，也会改进单个厂商的规模效率。从而，规模经济强化了单个厂商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5]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产业的国内市场规模会影响该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拥有较大国内市场规模的厂商更容易利用规模经济，产业的规模和出口量之间往往存在正相关。沿着这个思路，梯伯特论证了比较优势来源于递增性内部规模收益。^[6]但多勒尔（Dollar）等学者认为，规模经济并不能完全解释发达国家产业内贸易，技术差异能很好解释比较优势。^[7]由于技术差异并不能在长期永久维持，对于高新技术产业来说，要长期保持比较优势必须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创新并应用新技术和开发技术劳动力。在上述基础上，弗农（Vernon）提出了“产品周期理论”。此外，格罗斯曼（Grossman）和赫尔普曼（Helpman）（1989）^[8]还从研发的角度，杨小凯和博兰（Borland）（1991）^[9]从专业化和分工的角度，克莱里达（Clarida）和芬德莱（Findlay）（1992）^[10]从政府作用的角度，格罗斯曼（Grossman）和麦吉（Maggi）（2000）^[11]从人力资本配置的角度，分别论证了比较优势的来源。其中，规模经济和专业化或产品的差异化解释了当今世界日益发展的产业内贸易问题，而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只能用来解释产业间的贸易。(www.xing528.com)

当代比较优势变动趋势有个显著特征，即先进科学技术成为决定比较优势的主要因素。^[12]自然资源的作用下降，技能型或知识型人力资本作用提升，多因素综合作用扩大，比如信息技术产业需要技术、资金和高素质劳动力资源才能更好地获得竞争优势。

通过上述理论的分析，从产业发展来看，产业的比较优势主要涉及该国的要素禀赋条件，这些条件构成了产业发展的潜在基础，并决定不同国家之间的产业内或产业间的国际分工。一国某个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表现则反映了产业发展的潜在比较优势在现实中的实现，当然，这也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把多因素看作是规模经济、专业化、政府作用、人力资本配置等，则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有了直接关联，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对于印度信息技术产业来说，其发展最耀眼的部分正是软件服务外包，其发展历程也是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过程，因此，比较优势理论对于理解、阐释、指导印度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