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的基本素养：品格的重要性

我认识的大多数领导者都希望进一步提高自信。我撰写本书的理由就是使你认清提高自信的途径。我不知道树立信心是否就是最佳目标，但我认为，培养品格是个更好的目标。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如果你丧失了信心，品格便是你赖以依靠的唯一因素。品格可以保护你的未来领导能力，因为在失去其他一切的时候，只有品格能够拯救你。勇气、毅力和决心这些品格特征是关键时期的重要领导素质。信心可以伪装，但品格却是实实在在的。本章探讨品格方面的问题，并解释为何模板式训练方法可以帮助你增强信心，同时磨炼你的品格。

请记住理查德·法林顿（Richard Farrington）这个名字。他是著名案例研究中的人物，领导者的楷模。2002年，在他指挥英国皇家海军诺丁汉号驱逐舰时，这艘驱逐舰撞上了塔斯曼海（Tasman Sea）豪勋爵岛（Lord Howe Island）附近有明确标志的礁石——狼礁。事后，他脸色苍白地对媒体说：

早晨太阳刚刚升起时，如果你使船只搁浅了，你就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我们使一艘重要的英国战舰遭到了严重破坏，而事故危及250名男人和女人的生命。这是曾经发生过的最严重事故，对人的品格能产生最恶劣的影响。我想说，这是世界上最让人难受的感觉。

事后证明，他正在遵循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许多现代领导人似乎已经忘掉了），即承担责任的传统。实际上他当时已离开军舰陪同一位下属去了医院，让一位海军上尉负责船上事务。正是这位上尉的决定，造成了军舰搁浅。但是舰长要求国防部采纳他当场发表的要负全部责任的声明，以保护自己的下属。

你是否抱怨过在雨中玩游戏，结果却听父母说这“有利于品格发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通常循规蹈矩，或者取得良好结果的人品格都不会好吗？不一定。有位当代作者在品格研究方面著述颇丰。他就是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在《追寻美德》（After Virtue）这部著作中，他力图要阐明同样是行为合乎道德，原因不尽相同：这样做有时是为了能够得到外在的奖赏，有时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值得去做。类似于为艺术而艺术。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利用绘画做比喻。画家通过画肖像得到外在的报酬（酬金或声名）。但是在深切关注绘画质量以及超越物质报酬的卓越技法的过程中，画家也为肖像画的普遍专业实践做出了贡献。这本身就是一种内在报酬，是一件善事。

这就是作家多萝西·L.塞耶斯（Dorothy L. Sayers）所说的“为作品服务”，而不是为社区服务。在发表于1942的《为什么工作》一文中，她担心沉迷在“服务”中会使我们受到别人意见的约束，无法看出为作品本身服务的内在质量。如果我们总是一只眼睛盯着观众，就无法两只眼睛同时关注作品。如果我们形成一种心理倾向，期望别人赞同或者至少理解自己付出的辛苦努力，那么一旦结果与期望不太相符，我们就会感到失望，作品价值也会下降。最后，我们成为时尚的牺牲品，没有任何持久的质量概念，因为它完全成为一场移动的盛宴。在某些方面，这就是专业与行业之间的古老差别。专业以提倡并严格遵守的绝对卓越标准为自豪；行业则可以自由推出用户满意的任何产品与服务，是否卓越取决于别人的眼光。

在培养领导力的过程中，也许你可以将这些特点作为领导楷模与角色楷模来教授：就角色楷模而论，你会意识到在时间和空间上要面临着更多听众。在某种意义上，你是在往前跳跃，然后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所作所为具有怎样的永恒意义。就连画肖像，麦金太尔也认为是有条件的。无论画肖像，还是起带头作用，都是因为有所回报。他是一个勇敢的人……因为那个主意看上去不错。他是一个明智的人……因为事情同他预料到的一样。他是一个好人……因为他值得这样做。麦金太尔表示，我们并不是真正勇敢或诚实，只不过有时表现得这样。既然受外界条件影响，就会有一定的制约性与利己性。当我们遇到有德行的人、品格良好的人时，他们身上总有一些长期存在的可靠特点。他们的价值观是他们为人处世的精神支柱。他们不可能刻意回避良好的德行，因为他们在骨子里就是这样的人。品格关系到做人，同做事无关。它不是一种行动，而是一种内在品质。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和善的人变得阴险刻薄时，我们就说“这与他品格不符”的原因。

这是一种品牌、一种美德与荣誉的保证，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它并不会轻易地被一个自私行为或拙劣决定所毁掉。如果我们的英雄由于故意的行动或客观情况的缘故使我们失望，我们就会对他们进行惩罚。就像是投诉的客户得到了满意的处理结果后，往往会更加忠实于某个品牌一样，在品格上经过考验不仅使领导者变得更加强大，而且可以通过在逆境中巩固他们的品牌进一步增强其影响力。我们深知其影响力，因为我们在神话中就保存了这种影响力。所有传统智慧都有英雄历经磨难，最终经受住考验的故事。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经受的十二次考验，屠龙王子、戴魔戒的霍比特人的每一次考验都印证了埃德蒙·希拉里爵士（Sir Edmond Hillary）所说的这句话：“我们征服的不是高山，而是我们自己。”这也是品格问题专家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所说的“严峻考验的时刻”：此时为了变得纯洁高尚，我们必须经受烈火的考验。

认真检查一件用黄金、白银、白金或钯制作的优质珠宝或物件，就会发现上面均带有一个印记。这些符号和字母印在了金属上，告诉你制作者是谁、哪里出产、采用的贵金属质量如何。如今贵金属纯度鉴定所仍然集中给上述产品打上印记，以确保贵重金属的成色。世世代代，传家宝上一直带有深深的印记，永远见证着它们的质量。印记就像是铭刻在石头上的文字，确定着你的领导身份。这就是构成你的材料。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成为你个人品牌的实质特点。当来自周围的信号偏弱，你又丧失信心时，你只能依靠自己的实质特点，你的品格。当其他一切纷纷失落时，这是你唯一剩下的财富。

如今，品格更为重要，这是因为我们完全被大量信息所淹没，迫使我们做出有效选择。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善于选择。由于前面提到的那些原因，领导者容易受到冲击伤害，因为他们必须在形势不明朗的时候表现出强大领导力，为下属们指出明确的行动方向。否则，他们就会被撤职。因此领导者需要有强烈的价值观意识，明确前进方向，做到处惊不乱，有大将风度。他们还需要做出明智的选择。

苏格兰的独立学校——戈登斯敦学校（Gordonstoun School）的创始人库尔特·哈恩（Curt Hahn）为这所学校制定了一个精彩的校训：“你比自己想象的更强大。”该校一代又一代学生都会修习一门品格磨炼成长课程，通过校内外挑战、服务与责任教学训练培养良好品格。无论是在山上陷入积雪中，顶着狂风在水上行船，在学校的消防车上接受高强度训练，还是在社区做志愿者工作，戈登斯敦学校的学生都要努力在多种苛刻的环境中深入挖掘自己身上的“更多”潜质。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有关挑战性学习的知识，不难理解为什么这样的教育能够奏效，为什么像这样打下情感体验基础的教学方式会培养出如此机智多谋的校友。

如今，在学校里提倡“品格教育”是一种重要策略，因为支持这样做的依据非常充足有力。借助于狄摩斯研究中心与伯明翰大学品格与美德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我们知道，品格不仅关系到教育成绩，还关系到幸福感、身心健康以及工作上的成功业绩。对于政府而言，重要的是通过培养道德美德与公民美德，可以造就更好的公民。当然，对于重视品格培养的做法，知识界向来存在着争议。不过当代政策往往需要掌握足够的证据后才能有所作为。国家政策上的这一转变对于未来的领导者而言是个好消息，但是它也提醒现在的领导者再度关注自己的品格塑造，从担任领导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在学术界，品格问题反映出对亚里士多德提倡的德行伦理学满怀热情的重新发现。德行伦理学（virtue ethics）不同于强调规则与后果的道德系统，因为德行伦理学关注的重点不是遵守法律或者冒险，而是持久的习惯和品性特点，是为德行而德行。德行本身就是报偿。(www.xing528.com)

在我们当代社会的人听来，这也许有些愚蠢。因为关注后果就去做，或者不去做某事，难道就不会更有意义吗？或者由于你遵守某一生活准则就不会更有意义？然而，从现代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德行伦理学非常复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一书中说过：“我们行正义之事就变得正义，行中庸之事就变得中庸，行勇敢之事就变得勇敢。”现在我们知道，这在神经生物学上来讲是正确的：改变自己的行为，就会重新给大脑连线。

有位男人受伤躺在了路上。平日讲究正统道德规则的过路人会出手相助，因为他们相信“己所欲则施于人”的行为准则，希望有一天自己遇到同样难处时会得到别人的救助。信奉结果最优化道德规范的人肯定会出手相助，因为这样做可以使受害者命运得到好转，另外通过体现出无私精神，也可能使他们自己的命运得到好转。亚里士多德也会出手相助，因为这样做是道德高尚的表现，可使他在实践中体现出仁爱或悲悯的情怀。

当然，品格的培养是一系列决定和行为长期积累的结果。因此在理论上品格可以指一套规则，也可以指基于结果的道德规范。但是德行伦理学并非强调对个人决定的后发最优化行为，而是强调有意识地积极培养合乎道德的品格。我的直觉是，有意识或偶然地积累经验与形成行为模板，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品格”内涵。同珍珠一样，我们内在本性的光彩与美，就是通过多层意义构建的方式，长期对不良思想行为的防御性遏制和克服。

对于领导者来说，这虽然有些辛苦，但是风险却小于其他选择。遵守道德规则的领导者会不断提高自己，在学习与解释规则方面做得更好。尽管这样可以在墨守法规方面变得老练一些，但是却无助于领导者看清楚何时应该修改规则，重新商议规则，或者合乎道德地违反规则。那些勤奋的后果主义者（consequetialists）会通过提高审视未来、预测后果能力的方式，去锤炼自己的道德观念。这种审视未来的做法会有所帮助，但因为是从过去展开推论，所以在新鲜事物面前可能显得束手无策。当好的决策变坏时，它也无法提供有益的对策。坚持遵守会导致失败的一项规则显得有些高尚（甚至有些天真）。但是即使一项决策在当时看上去很有力度，错误的号令只能使领导人显得愚蠢无能。历史是无情的判官，许多政治家漫步在历史的殿堂时，总想为那些在他们眼皮底下做出过的决策弥补过失，因为如今在他们看来那些决策简直是难以启齿。

磨砺领导者的品格不仅包括上述内容，还要通过积极作为超越上述内容。有德行的领导者不会无视规则或后果，但并不将道德规范仅仅局限于规则或后果上。他们不会等道德问题出现后才去着手解决；他们平时每天都在道德实践中忙碌着，这方面的事情变得司空见惯，可以形成条件反射，而不是作为未来MBA的研究案例。

戴维·布鲁克斯将此称为追求“赞扬美德”。他在自己的著作《品格之路》（The Road to Character）中认为，我们一直受到欺骗去追求“履历美德”。然而，如果没有优良品格的深刻支持，这些履历美德就会显得空洞。这可能是目前MBA课程刚一开课时，愿意让学员们为自己写赞词的原因，因为归根结底，我们非常渴望各种赞扬能关系到慷慨、仁慈与爱，而不仅仅同职业成功与物质财富有关。

我的同事克里斯·尼古拉斯（Chris Nicholas）在谈到策略时采用了一个比喻：起航驶向法国，或者发现西北航线。在第一种情况下，只要借助地图就能办到。那是一个普通航程，潮汐与风险情况大部分已在掌握之中。只要标出航线，便可到达那里。地图上那条神奇的参照线可以向你表明在任何时候你已偏离航线的程度，以及如何纠正航线驶向目的地。道德与此类似。千百年来，全世界根据各种智慧与法律传统制定的法律与规则，就是为了使我们对于各种困境与困惑有一个尽可能完整的理解框架。预测结果的实用主义传统可以使我们矫正被现实之风吹偏的航向，或者至少可以下次制定新的规则。但是西北航线呢？也许那里有毒龙；也许那条航线根本就不存在。你能够做到的就是找来最好的船只、最有经验的船员，尽可能安全地多携带一些工具与物资，以防不测。你还要潜藏在酒馆里听那些老海员们吹牛，也许会听到什么高招诀窍，收集一些褪色的地图碎片，也许在关键时候从中可以找到重要线索。重要的是准备充足，尽可能提高应对任何突发情况的能力。这同先见之明与领导力肌肉记忆的概念有些相似。仔细琢磨一下吧。

培养一种可以左右逢源的完美品格非常有难度，因为这首先需要努力培养各种各样的美德。其中不少美德也许常用，也许不常用，但是全都需要具有灵活应变的特点。关于这一点的重要性，还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著名事例。20世纪60年代，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想要了解在发生大屠杀的情况下，为什么许多人表现得那么恶劣。米尔格拉姆在实验中让一组志愿者将词对（word pairs）教给隔壁房间的演员们，后者认为前者都是演员志愿者。如果“学生”搞错了答案，“教师”就要实施电击处罚，每犯一个错误就要增加电压15伏。演员们都从录音中听到了高声叫喊和苦苦哀求的反应，并让他们随着电击电压的升高用力砸墙，表示抗议，然后再沉默下来。在有些场次的实验中，教师们事先得到提示：学生患有心脏病。尽管许多教师对于学生的抗议做出了反应，并对实验目的提出质疑，但是在听到主持实验者语气坚定地对他们说必须继续进行实验，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后，大多数教师便继续做着实验。只有在教师继续对主持实验者提出质疑，或者在他们连续三次施加最高电击电压450伏后，实验才停下来。

在事先举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米尔格拉姆做出的预测是：达到一定电击强度后，平均只有刚刚超过1%的教师继续做实验。事实上，米尔格拉姆发现，65%的教师最后继续做着450伏高压电击实验。尽管他们当中许多人明显感到这样做心里很不是滋味，而且他们每个人都在某个时刻对实验提出了质疑。对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所做的一种解释是：这些实验体现出我们究竟有多残酷。但是美国哲学家罗伯特·所罗门（Robert Solomon）认为，这些实验实际上表明将相互对立的美德分出主次的难度究竟有多大，尤其是在一种美德比另一种美德更加“灵活”时。他认为，这并非说明“教师们”缺乏品格，实际上这反映出各种品格特征之间的冲突。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冲突就体现在服从权力与人类同情心之间。在平常的人类生活中，服从权力的机会多于给予同情的机会，从而使这种美德显得比较软弱无力。目前神经生物学有关大脑可塑性的看法支持如下这一观点：一种美德只有经常积极地付诸实践，才能够坚持下来。如果一种美德从未付诸实践，我们大脑中同美德有关的神经地图就会失效。因此现在可将培养道德品格视为同学习其他任何技能一样的过程。

顺便说一句，这在暗中也给人文学科投了一张赞成票。最近有一份报告披露了恐怖分子的典型教育背景，令人吃惊。英国文化协会希望了解较好的受教育程度是否可以减弱人们受恐怖主义吸引的倾向。结果正相反，他们发现恐怖分子往往受过高等教育，不少人都有科技、工程与数学教育背景。2007年，加姆贝塔（Gambetta）与赫尔托格（Hertog）在一次调查中发现，几乎有一半的圣战组织成员是大学毕业生，其中44%学过工程技术。在更大的范围内，恐怖分子具有更加明显的技术学科教育背景。目前，伊拉克伊斯兰国在当地以及它所控制的黎凡特地区^[6]禁止教授法律、政治学与哲学等课程，使上述技术学科教育背景进一步得到了加强。有关专家认为，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经过上述科学技术学科教学与考试方式强化后，便会产生一些道德问题。我们在对于大脑可塑性的不断发现过程中认识到，确有必要经常思索那些意义不甚明朗的问题，这样的重要训练可使我们保持清醒的道德意识。伦理学专家奈杰尔·比格（Nigel Biggar）认为，人文学科在形成符合道德要求的洞察力与明智选择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人文学科不同于具有比较明显量化特点的学科，本身需要培养复杂的推理能力，培养对于定性问题提出令人信服的观点的能力。

因此，领导者需要培养自己的品格以及适于承担具体领导工作的肌肉记忆。这是因为磨砺自己的品格会使你未雨绸缪，在今后能够有效应对未曾预料的新情况，即使没有现成模板方案也没有关系。它可以减少你作为领导者所面临的风险。培养品格的难处在于几乎总要花费不少时间。是否有可以提高培养品格效率的好方法呢？一心专注于提高能力的优点在于，这本身就是一种磨炼品格的训练。培养针对特定活动的肌肉记忆，磨砺美德，都是为了逐渐形成稳定的行为模板。因此可以双管齐下。我所掌握的描述这一磨砺过程的最佳方式是：关注一位受益人或工匠，认真思考其技艺达到精湛熟练水准的整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