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明先生认为,史料是史学的根本,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证,论从史出,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治史者必须从治史料开始,不治史料而径谈历史者,非史学家。由于史料并非史实,必须经过考据、整理,庶几接近史实,方能使用,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可以说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从乾嘉学派到兰克学派,中外史家都力图通过考证分析,弄清历史记载的真伪和可靠程度。清华大学李伯重教授在其提交的《新史学与旧史料——以19世纪初期华亭—娄县地区的GDP研究为例》一文中,运用HSNA方法对1823~1929年期间华娄地区的GDP进行计算,然后将结果与范·赞登等人使用SNA方法对19世纪10年代的GDP研究所得的结果进行比较,最后得出了出一般人意料的结论。另外,他还进一步指出,应当重视使用新方法对“传统”史料的处理,使得“传统”史料得以为新史学所用。为此,应当努力探索相关的处理方法。
根据吴承明先生的论述,经济史学科的形成要比历史学科晚许多。经济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19世纪晚期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的。不仅经济史是从历史学中分化出来的,即使是经济学,也可以认为是从历史学科中分化出来的。这是因为经济学本是一门历史科学,也因此,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有它的“历史相对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董志凯教授在其以“关于跨学科研究的一些联想”为题的发言中进一步指出,经济史从历史学分立出来之后,形成了经济学与历史学交叉的学科。然而,分立并未就此终结。100多年来,经济史研究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化;二是经济史与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其他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沟通”“交叉”与“融合”的趋势。经济史阐述得越深入,交叉和融合的需求就越迫切。这是因为,它体现了学科交融的新方向。
吴承明先生坚持发展的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可能有曲折,也会有回潮,但总的趋势是进步的。他还认为,历史认识具有相对性,研究历史就是要研究过去我们还不认识或不清楚的事情,随着知识的增长和时代思潮的进步,又会变得不清楚了,需要再认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萧国亮教授认为,对于历史问题,只要视角变化或当代需要变化,就需要再认识,历史研究最终是一个学以致用的问题。他运用历史经济学的方法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经验进行了详细考察,并以此为基础指出,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第五波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对经济问题的任何悲观预测都是站不住脚的。另外,他还对中国所特有“八二”经济周期现象进行了深度解读。
吴承明先生主张“史无定法”。他主张应该根据研究对象和具体问题选择适用的方法,无论是传统史学方法,还是国外新兴的各种学派的方法,均可采用。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刘巍教授在其提交的题为《供给约束型经济——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前提研究1887~1936》会议论文中,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他指出,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是供给约束型,因此,凯恩斯的需求型理论对于近代中国宏观经济的研究来讲基本是无效的。
吴承明先生重视传统经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他认为,事物内部具有能动因素,甚至对立物之间也具有相互补充的功能。他通过对中国二元经济的实证考察,指出传统农业不仅可以为现代化产业提供廉价劳动力,并且还可以提供剩余。充分利用手工业和传统手工业与小农经济相结合的功效,可能走出一条立足本土、功能结合、土洋结合进而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林刚教授在其提交的《以长时段的基本规律把握中国问题——略谈吴老关于中国传统与现代化道路关系的研究》一文中对吴老的这一思想进行了深化和运用。艾克斯–马赛(Aix-Marseille)大学亚洲研究所(IRASIA)吴明煌(NGO Thi Minh-Hoang)教授则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了传统市场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区别与联系以及二者之间的转化。
吴承明先生学贯中西,融汇古今,对市场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中的重要作用有深刻的洞察,他认为经济现代化进程,实际上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商业革命导致工业革命,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变迁也常在市场上反映出来。因此,先生很重视对市场问题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吴先生曾从人口、物价、商税和白银流动等方面考察16世纪到18世纪中叶的中国市场问题,作为先生研究的一个延伸,台湾近代史研究所林满红教授在《国际贸易关系中的中国二元经济(1850~1949年)》一文中以国际贸易为切入点,以鸦片等商品市场为例考察了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穷区与富区的市场整合问题。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岸本美绪教授在其提交的《清代的经济萧条和市场结构——以康熙年间和道光年间的比较为中心》一文中,从吴承明先生于1997年对“清代经济萧条问题”相关论断出发,对近年来围绕清代“经济萧条”而展开的讨论,主要从市场性质这一方面来进行初步整理,并运用比较历史的方法,通过对康熙年间和道光年间的比较来探讨清代市场问题的连续性和转变过程。(www.xing528.com)
吴承明先生晚年十分关注“全要素分析法”的应用,并于2008年以91岁高龄完成《全要素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史研究》一文,直到在去世前先生仍在联系有关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吴老不止一次地对人讲,这是他最后的研究了,话语里略带遗憾。在本次会议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颜色博士对全要素分析法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细介绍,吴柏均教授作了题为《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1979~2007)》的学术报告,可以看作是对先生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推进。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陈其广教授以自己多年来进行国情调研的经验和体会向与会者揭示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正确认识问题和解决的问题的重要性。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黑广菊老师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其与天津档案馆合作的关于天津“北四行”档案的整理工作。因故未能到会的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的岸本美绪教授提交了《清代的经济萧条和市场结构——以康熙年间和道光年间的比较为中心》的学术论文,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戴一峰教授向会议提交了以《晚清海关的组织建构》为研究主题的学术论文。苏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高级经济师方健博士向会议提交了其关于南宋商品性农业研究的最新成果。
【注释】
[1]会议的首场由吴承明先生生前的弟子、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王玉茹教授主持,她在欢迎辞指出,这次研讨会是为纪念吴承明先生(1917~2011)逝世两周年而召开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先生学术思想,并藉此出一本纪念先生的文集。会址之所以选择在南开,原因大致有二:第一,先生与南开有深厚的渊源。抗战时期,先生曾入由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学习。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多次与南开大学展开学术合作,自90年代起又任南开大学兼职博导。第二,南开大学经济史学科的研究传统与吴先生的经济史研究不谋而合。南开经济史研究的特色在于运用经济学理论来研究经济史,注重理论与历史的统一;同时我们也注重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以及统计计量手段的运用。这与先生所提倡的“史无定法”“一切经济学理论都是方法论”“论从史出”或“以史带论”和“凡是能够计量的,尽可能作些定量分析”等诸多观点如出一辙。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