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吴承明大哥：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革命岁月

吴承光

我的大哥吴承明生于1917年，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荣誉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他的学识渊博，古今中外融会贯通。数十年如一日，在中国经济史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树立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密切结合的典范。

大哥为人谦虚谨慎，宽厚平和。无论身处顺境逆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唯孜孜以读书治学为务。虽屈耄耋之年，仍学到老，工作到老，勤奋精神，毫不懈怠，崇高品德，令人仰慕。

我是大哥的小弟，他比我年长12岁。闲谈中提到往事，大哥记忆力甚好，过去之事，历历在目，如数家珍。大哥的幼年，曾随大姐在一个女子学校上学，全校只有二三个男生，少有男孩共同嬉戏，却和女生一起上劳作课，学习内容则是做手绢刺绣，大哥以成绩优秀获得奖励。后来家中请到两位老师，用私塾方式授课。一位老师教《论语》《孟子》《古文观止》，另一位老师教数学。在私塾中，大哥背了不少唐诗宋词，从而打下了国学基础。初中是在北平市市立三中上的，那时正值“五四”运动，学习了白话文，参加了学生自治会，还学会油印小报等技术。高中则转入北平市市立四中上学，时逢“九·一八事变”，校内外开展了反日救国运动。大哥参加了抗日游行，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抵制日货，募捐救济东北难民。当时四中校长曾劝大哥要好好读书，不要参加学生运动，否则记过处分。大哥被迫退学，转入天津北洋大学预科学习。1934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清华的学运如火如荼，大哥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和一些社团活动。1935年参加地下党领导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并在学生会主办的工友补习学校任教员，宣传抗日救国思想。还组织出版《清华周刊》，通过在清华邮局的地下党员，发送给全国各地的左派用户。1935年8月经蒋南翔等人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北平学生联合会提出“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学生游行，大哥都积极参加了。最后一次游行是在1936年1月，组织了三个南下宣传团，大哥担任第三团的领队，这个团由清华、燕京大学学生组成。经过十几天的宣传游行，在农村风餐露宿，走到高碑店被军警围住，押送回校。接着到学校开始大搜捕，想破坏党的地下组织。大哥装成一名普通学生，夹着一本厚厚的洋装书，与军警们谈话唠家常，介绍他们参观生物馆，请他们参观里面的狮子、老虎标本。这样，为开会的地下党员赢得了时间，躲避了搜捕。大哥的行动受到校方的处罚，记大过并开出学籍，不得已大哥转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但是仍参加各次学生运动。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占了我国大部分领土。北平沦陷后，大哥便参加了天津流亡同学会，随抗日服务团等学生组织，南下在湘、鄂、蜀、滇等地，吃了不少苦，还受到国民党政府和驻军的歧视，也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后来转到昆明，报考入西南联合大学。这时抗日战争进入僵持阶段，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使大哥思想有了变化，对过去的经历进行了反思：一个青年在国破家亡、政府腐败无能时期怎样抗日救国？过去的学运道路是走不通的，还是要认真学点知识，“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经济救国”，哪一条路可以救国？在西南联大有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学习氛围，全国各地的专家教授都云集在西南联大，听了教授的讲课和学者的指导，大哥受益匪浅。考虑到自己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专长和性格，是有条件好好学一门专业知识的，将来做一个有专长的学者，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自己对经济学有兴趣，也擅长搞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于是下决心，刻苦学习专业知识。在几位知名教授，如陈寅恪、刘文典、赵廼抟、姚从吾等的指引下，取得了一定成绩。

1940年毕业，在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找到了工作。在这里有几位知名的经济学家，也可以看到较多的经济资料。大哥发表了几篇文章，并参加了《新蜀报》的编辑工作。

1943年，大哥考取了美国留学，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苦读了三年，取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以优异成绩获得了βΣΓ 金钥匙奖。我曾见过他的那把金钥匙，长3厘米左右，金光闪闪装在一个锦盒内，非常漂亮，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掉了。

1946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受中国资源委员会聘请，到中国做顾问。大哥做为他的助手一同回国。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到上海中央信托局工作，还在上海交通大学、东吴大学教课。(www.xing528.com)

新中国成立后，大哥到北京工作，曾在中央外资企业局、中央行政管理局工作。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并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特邀顾问等。在此期间，还先后到日本东京大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讲学。

20世纪60年代，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提出：“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应该写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并把此项任务交给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和吴承明来完成。经过一段准备工作，调齐了人员，成立了编写组，讨论了提纲，决定分三卷出版。许涤新先生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写了一篇很长的《提要》。不幸得很，许先生于1988年因病去世，遗留的大量工作大哥都承担下来。从全书的规划设计、重点章节的撰写，直到最后审稿，大哥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时间甚至健康。这是他一生中费时最长，用功最多的巨著。大哥把30多年积累的资料，精心整理，刻苦研究，辛勤撰写，历时14年直到1992年才完成。这部巨著受到国内外经济史学家的广泛关注，有的评论说它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填补空白”之作，有的说它是“权威性”著作，还有的说它是国内外引用率最高的中国经济史著作之一。此外该书曾多次获奖，英国牛津大学还出版了英译本。

在撰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期间，唯一令大哥高兴的事便是1987年2月6日，经方卓芬、黄如桐两位同志介绍，大哥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但是大哥还忍受了两件极大的不幸。

第一件不幸是大哥的夫人洪达琳于1963年患病，她是一位知名的钢琴家，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授，在一次工作会议上，突发脑溢血，半身瘫痪，不得不退休疗养。此后又两次复发，以致全身瘫痪。照顾病人是件繁琐累人的事，没有办法，大哥只得一面在家写作，一面照顾病人饮食起居服药。这样一直坚持了30年，1994年大嫂在大哥的怀中去世。辛勤的劳动，坚贞的爱情，令人感动。

第二件不幸是大哥的独生儿子吴景先不幸因癌症去世。我们吴家仅有此一个男孩，1968年下放黑龙江建设兵团，1977年回京，在社科院参加工作，身体尚好，不幸于1989年患肝癌去世。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令人悲痛欲绝。大哥在连续的悲痛折磨下，仍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坚持勤奋治学，笔耕不缀，实在是令人敬佩。

自20世纪末起，大哥致力于经济史学科的理论研究，以求索学术思想的升华，同时致力于带学生。大哥平易近人，诲人不倦，培养了不少博士、硕士，桃李芬芳，都乘风扬帆于学海。

文化大革命中，大哥受到比较严重的冲击和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都挺过来了，他的收入、住房、级别等相比较他的贡献让人感觉低的不合理，但是这些并未改变他认真读书勤奋治学的乐观心态。1973年下放到辽宁盘锦五七干校，后又转入河北固安五七干校，这期间主要劳动是种水稻，白天赤足下田，晚上则须濯足洗脚，他后来一生都坚持每晚认真烫脚，然后上炕睡觉。濯足表示一天的劳动结束，也可以说是批斗任务完成了。于是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欢声笑语弥漫小屋。有时兴起论及诗词，或高吟低诵，或即兴评论，大哥随即提笔记录，积累起来厚厚一册。后来回到单位整理编辑，取名《濯足偶谈》印成小册子，分赠干校学友。学友们热烈欢迎，有人唱和，有人鼓励，后来又增补修订，分三册出版，改名《濯足一谈》《濯足二谈》和《濯足三谈》，索阅者甚多，而濯足保健这个养生习惯他保留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