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吴承明：岁月不泯的记忆

时光荏苒，父亲离开我们、也离开他全身心投入的经济史研究已经整整两年了。在我脑海中，父亲早年的形象定格为那个永远把自己埋进书堆、脸部离稿纸不足五寸，眼睛紧盯笔尖的样子。晚年则是，低头敲几下键盘，眯眼看一会儿计算机屏幕，再敲，再眯眼看屏幕……而当我打开记忆的闸门，往事就历历在目，不可遏抑。

我父、母都是有着极强事业心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但两人脾气秉性迵乎不同。我母亲早早在1963年、自己的事业如日中天时突发脑溢血瘫痪在床，那时的我还在上幼儿园大班，因此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照顾我们兄妹三人的饮食起居、接送我们去小学或幼儿园、周末逛街吃饭、学校学习等，都是我父亲在操劳。极富耐心，按部就班，但他只做事情不提要求，也不过问孩子的表现、考试成绩等。我始终不能判断这样的做法是好是坏，因为我们都没有成才，但也都没有什么逆反、压力之类的问题，留下的只是一个亲切、平和的父亲印象。我还记得小时候玩军棋，父亲觉得棋盘死板无趣，就自己为我们设计了一个有山、有河流、有铁路和公路的棋盘；有了第三代后，他也自编自画的做双语教材教外孙女、孙女。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我父亲脾气更好的人，母亲是个钢琴艺术家，待人真诚率直，激情似火，很受她的学生、朋友们的喜爱。但是她的真性情太容易受到伤害，加上病魔缠身，脾气反复无常，还是我父亲的温和忍让更有利于安定团结。记得小时候我母亲每隔几天就情绪化地大吵大闹一次，每每与我奶奶或者家中的保姆起纷争，总是让我精神紧张，害怕家里会发生些什么。最终什么都没有发生，我父亲把书桌安置在我母亲的病床前，安安静静地边做研究边陪护了母亲整整31年。从没有怨言，也不愁眉苦脸。我父亲每晚临睡前还要再到对门我奶奶的房间帮助洗洗涮涮，陪老人聊几句天，打两轮牌。那时家里来的客人百分之七十以上是看望我母亲的学生、旧友、同事，还有许多想学习弹钢琴的小朋友，但医生嘱咐她不能过度兴奋，我父亲就在书桌上立了个纸牌：谈话请不要超过15分钟。后来发现来家里找父亲的学者总是误认为这是父亲惜时如金，不愿让闲谈影响研究，总是看着表急匆匆离开。父亲怕再有人误会，就在纸牌上又加了一句：病人需要卧床休息。再后来，父亲看出母亲舍不得一些客人离开，就撤掉纸牌，在来人谈话超过30分钟后出面提醒客人。那时我家年节总分别有父、母双方的亲戚来京度假过年，我母亲特别喜欢客人，喜欢热闹，父亲此时会放下手头工作，尽心尽力地为每位亲戚安排吃住、准备礼物、游览、购物、聚餐等。我的那些姨们总是对我们这样说：“要是没有你父亲，我三姐（三妹）不可能活到今天。”（我母亲家有八个姐妹，她排行老三）

我母亲分别在1963年、1984年、1991年、1994年四次发作脑溢血，一次比一次来得凶险。在第三次发病后，差不多须臾不能离人，为陪护便利，我把父母都接到我在清华的家里来住，那间只有一室一个厨房的房子，还是与人合住的单元。那时父亲必须每晚步行近二里路到马路对过的我姐姐家睡觉，否则就得躺在脑袋紧贴冰箱、双腿缩在餐桌桌面下的小床上凑合。虽是这种环境，但他心满意足：两个女儿的家人都在身边，对母亲的病程和情绪变化规律越来越熟悉，照顾起来变得得心应手，他也越来越习惯边照顾别人边研究写作。在母亲最后的那些日子里，父亲抱母亲起卧、测血压、服药、喂饭、接便溺，母亲稍清醒时就陪她哼她演凑过的钢琴曲、聊天。与此同时，父亲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学术研究。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经济史方法论》《广义政治经济学》、连同《述略》《濯足偶谈》，拟作四篇‘告别之作’或‘告别文’，以后没有研究了，皆因伺候病人使然，其实，大不相同，《论历史主义》等，均为达琳（母亲名字）病榻产物。”

一张病床旁边紧紧地挤下一张书桌，是我父、母几十年工作、养病的生活模式。我父亲工作起来无论酷暑寒冬、孩子哭闹、邻居打架、街上高音喇叭……都不会对他造成影响。人一坐上书桌就如入无人之境，吃饭总要催上三五次才肯放下笔，吃完之后再直奔桌旁，又好像无论人是否离开书桌魂都还在稿纸上。终于有一天，他写作得太过投入和疲劳，从椅子上站起身，走到门口时晃了一下就一头栽倒在地，我们急忙把他送到附近的朝阳医院缝了伤口，幸好除了磕破下巴留了很多血以外没有其他问题。

对我父母打击最大的是我哥哥生病和离世，我哥哥于1989年年初查出多发性肝癌，那是本来已经做过手术的额下腺癌复发并转移至肝，发现时已是晚期。我记得那天接到从医院打来的电话，得知医生认为我哥哥的生命只有大约三个月的时间了。父亲那时正日夜兼程地赶着改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我见他接到电话后只说了一句“坏了”，扬起脸来无奈地朝窗外愣了十余分钟，随后又一头扎进了写作，一写就又是几个小时。这个反应让我有些吃惊，我家只有这唯一的男孩将不久于世，我想父亲一定是把研究写作当作表达自己绝望心境的方式，依靠工作来麻醉痛苦、自我救赎了。半年之后，哥哥在年仅39岁时去世了，但我们没敢把噩耗告诉母亲，我母亲仍然每天早上嘱咐我们去医院给哥哥送些这样那样的吃的，这时父亲会和家里的其他人象征性地出去一下，让母亲相信是去医院看哥哥，然后父亲又回到书桌上拼命地写起来。当然我母亲还是最终知道了真相，终于，母亲也在1994年1月第四次脑溢血发作后离开了我们。

在母亲去世前，我们自然而然地把几乎全部注意力都放在照顾母亲的病上，母亲去世后，我才发现，父亲真是世上最容易照顾的老人。他不挑食，不发脾气，听医生话，与人合作，不给别人压力。他非常喜欢干家务，扫地洗衣做饭（特别是做早餐）、刷碗收拾房间，甚至修灯掏下水道和缝缝补补的针线活，无论什么都愿意干。但是他不愿意上街买东西、不喜欢到医院看病人以及去饭店机场车站之类的地方接送客人等，也就是说，凡是离开家的家务他都不大喜欢。他一生坚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直到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在每走一步路都气喘嘘嘘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自己擦身搓脚漱口，每晚自己洗漱完毕躺在床上都会劳累得痛苦地大叫几声，即便如此也从不让别人帮忙。他说最害怕的是瘫痪在床离不开人，为此他努力地坚持每天出去锻炼身体，散步必须要走到自己规定的一个花坛前的位置。以前是一口气就走到那个位置，后来需要中途休息一次再走到那个位置，再后来需要休息两次，最后需要休息三次还是要坚持走到那个位置，休息后还要做一套自编的健身操。

我父亲在我生母去世后又与我的继母文铭阿姨结婚，这个继母看起来明显地没有我生母那么与我父亲般配，但是她简单、善良，愿与我们家人亲热。所以，他们俩个人的生活，在老年再婚家庭中应该算是质量比较高的一类。我的这个继母似乎比我生母还喜欢热闹，因此那时家里的客人又开始是我继母的多于我父亲的。此时我父亲年纪大了减少了一些工作量，于是他们有机会一起出游了上海、杭州、福建、新疆等很多地方；一起去探望“一二·九”时期的共同的朋友；一起串双方的亲戚；一起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聚餐……我很高兴地发现这段日子我父亲比以前舍得花时间离开那张书桌去享受外面的世界，但同时我也觉察到，频繁地陪同继母去应酬多少让他有些不爽。他们总是把一颗烟撅成两半一人一半地抽，他们还愿意在有限的生命中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共同参加了“春蕾计划”，一项旨在帮助因生活贫困而辍学或濒临辍学的女童重返校园的爱心工程，先后资助了两个失学女童完成了学业。可惜，我继母的身体欠佳，子女和医疗关系都在上海，每年必须到上海检查、住院治疗，最后的三年里，他们是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靠电话和视频沟通的。继母在2010年8月去世后，父亲把数万元继母曾交给他的生活费一分未留地全部给了她上海的子女。(www.xing528.com)

除了对经济史的研究工作，古诗是父亲的最爱。两本翻卷了边儿又仔细粘贴糊好的唐诗永不离身，还不断再版和自费印刷自己的诗集。碰到为亲朋好友祝寿、为一些机构的周年纪念写贺词等，他常常以一首诗来代替贺信。他每天散步时锻炼身体用的自编的四节健身操，每节都是一首诗，也就是一套操共四首诗，每首四句，每句七个字。我问他那都是些什么诗呀？他说这没有固定的，随时想到什么就是什么，比如李商隐的夜雨寄北、瑶池，白居易的暮江吟，杜牧的江南春绝句等，还有时就用自己写的诗来当体操口令。唐诗于他功效多重，他说夜不能眠时，就一首接一首的背唐诗，大约相当于数“一只羊、两只羊……”这样的效果。除了诗，父亲最喜爱的就是美食。儿子带着女友来家看望，清华小女生一脸期许问爷爷：“您认为，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父亲没有犹豫，“是吃好的，活着时一定要吃一些好东西”。他把吃当成艺术享受，第一喜欢的是海鲜，吃完螃蟹通常要把壳、皮再塞回到螃蟹盖里又变成一只完整的蟹；第二喜欢的是西餐，牛排不能超过五成熟带着血丝的才嚼得动；第三是粤菜、浙菜、闽菜中的名吃，如佛跳墙、白斩鸡、狮子头、老鸭煲之类。了解这个顺序很重要，这让我和我姐姐的孝心可以有的放矢。他一般还会根据菜的不同备不同的酒，每顿晚饭必须喝上一小杯。不知为什么，他在北京居住那么久却没有爱上北京饭菜和北京小吃。我们曾买来豆汁、灌肠、卤煮……他没一样感兴趣的。我发现他似乎喜欢的是食材本身，而不是依靠搭配或者调制出来的味道。我也发现，无论是一顿他欣赏的美食还是他不感兴趣的饭菜，其实他的每顿饭最后下咽进去的总量都基本差不太多，这点对健康很重要。

唐诗、美食，即精神、物质俱在，加上爱他的人他爱的人和工作，所以诸如：某某赚了多少钱、谁谁有了什么样的房之类的信息可能不会带给父亲太大冲击力。他从不说别人的坏话，不翻动痛楚的记忆，不表功不虚张声势，不试图通过解释和争辩来塑造自己。尽管那些尘封的往事和委屈一件没忘，也总是有意捡出有趣的愉快的情节来回忆。父亲说起在“五七干校”时，去当地的医院安装假牙，“取牙那天，医生端出一大脸盆的牙齿，毫无记录可查，靠我们病人一个个选出放在嘴里试戴来辨别哪个是自己的”，这事让我们哈哈大笑；去世之前的半年内需要经常跑医院，他预感到自己的健康每况愈下，及时把所有病例、胸片都找齐装好，然后在纸袋上注明：这是活人吴承明的病例，现在可以视为死人看待；他九十岁以后仍然对新事物保持着很高的兴趣和热情，饶有兴致地通过QQ与国外和上海的亲人视频；像手机、电子邮箱、博客、微博这些东西，并不满足于会使用，总想搞清楚原理常常发问：“那些信件在我没打开计算机时一直放在哪儿？”“为什么我的文章他们在网上都看到了而我自己还不知道？”“团购都是谁在哪儿、怎么组织你们团购的？”……对一些不希望发生的结局，如果预见到奋争也无济于事，他更倾向于早早放手让步，不再浪费时间精力。多年前他眼睛受玻璃体混浊、飞蚊症困扰，怕影响写作就去积极治疗，自从同仁医院的眼科专家告诉他医学上并无有效办法之后，无论多么痛苦都再也不吭一声；装了假牙感觉不适又去医院，口腔大夫认为即使再重做也改善不了多少，他听后就一直带着不那么合适的牙再不叨叨一句；年老后，每次上下电梯或者出入大门口时，总是要费力的闪开身子让别人先走，害怕自己动作太慢耽误了别人的时间，后来发现别人常常是宁可稍等一会儿也要让吴老先走时，他就每次都竭尽全力地快上快下、快出快进，还是怕动作太慢了耽误别人的时间。去世前几周在安贞医院住院，他意识到自己从此更离不开人照顾，竟跟我要求“这次出院后就去住养老院，那就不用耽误你太多时间了”；他教照顾他的保姆使用计算机，给保姆编写拼音字典，将保姆农村的家人当作自己的家人看待。2011年6月份在给保姆发工资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世，坚持这一次要提前把3个月的工资一起预付……我觉得我父亲的善良是基于普世价值观的，他对亲人好对路人也好，他对人好似乎与人对他是否也好没什么关系，这与雷锋同志那种对待人有时像夏天有时又像冬天的有所不同。

世上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亲人的生离死别，在我已五十多年的经历中，先后亲手送走了至亲的奶奶、哥哥、母亲、公公、婆婆、爱人。每次的撕心裂肺之后，我会慢慢意识到，父亲还在家里，就坐在我身旁工作着，他是那样的真实，那么靠谱，能看见他静静地做事、静静地吃饭喝酒我就知道不必那么苦大仇深的活着，周围一切都充满意义。2006年1月10日，我相濡以沫20年的爱人朱宝宪因肝癌离我而去，中药西药、放疗化疗、手术、器官移植都没能把他留住。我想我这次真的有些撑不住了，恍恍惚惚地办完丧事，恍恍惚惚地来到安贞桥父亲家里。父亲没说什么，默默地陪着我坐了好久好久，等我情绪稍稍稳定一些，他又慢慢地走向书桌去写他的文章，这倒似乎一下子让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要尽快平静下来，也要尽快让父亲安心地抓紧时间做研究。

2011年7月8日，这一次，父亲真的不能再陪我了，这次我们送走的是父亲。7月4号那天晚上，他躺在条件很差的医院的病床上还和我讲了个小笑话，我心中惊讶有人奄奄一息时还坚持释放“正能量”。但是从5号晚上开始，我暗暗祈求还是让上帝快点儿来接他走吧，这生命的最后时刻实在太痛苦了。而且我知道他对死很坦然，他曾很明确地表示过说：“我活着时，如果我每天能够做一点儿好事、对别人有用，我就对自己满意，如果我做不了好事了，那就不做坏事，我也可以满意。”他把自己做不了事、还耽误别人的时间，还要用人照顾就看成跟做坏事差不多，认为那样也就没有什么活着的意义了。他安慰我说，不要为他的去世而悲伤，他说“甚至某种意义上，我现在就走也不是坏事，你看我到九十四岁时还能发表文章，这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我在九十五岁时去世，五年之内应该还会有人记得住我写的东西。如果我真活到一百岁，到我一百零五时，就不会有人还记得我了。因为即便是我九十五岁以后还活着，九十五岁到一百岁这五年之间，我恐怕也再写不出文章了”……我想我父亲的一生，基本上还是可以证实“好人一生平安”，因为他的内心一直是这么平静的。

我父亲在经济史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此得到过很高的荣誉和尊敬。而我这里回忆的只是一些生活中琐碎的小事情。我父亲是个把大事小情都尽力做到了极致的人。毛主席曾经说过：“一个人做点儿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觉得我父亲就是一个力求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的人，做人做事能够做到我父亲这样，根据毛主席的标准，也是一件很难的事！

吴　洪

201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