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西方现代性的市场经济即所谓商品市场，是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条件下出现的。马克思在《论资本》中认为商品市场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分。但是商业资本主义和全球的商人网络在16、17世纪已经出现。法国经济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他的《资本主义的动机》（The Capitalism Dynamics）一书中也指出这一点。
就中国而言，吴老描述的在中国南部（如福建、广东）以及北方，（如陕西、山西）所谓16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说明16、17世纪，中国与西方没有大的差别，也能够进入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还带有民族性特征。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目的是依靠机械性的生产集中资本，对社会关系是有影响的。如果将商品经济与小农市场经济作比较，商品经济是资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无“仁”的关系，就是说无人情关系而是人际关系。
商品价格是由进出口岸市场决定的，不像小农市场经济具有灵活性。所以是人际关系的交易，而不是小农市场经济的交换，在交易时卖方的目的是得到利润，而不是使用价值。马克思还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思想混入社会，成为一种社会成分（fetichism）。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抗日根据地，以山西省昔阳县为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互助组、合作社的制度，尝试改造社员的小农经济思想。社员们通过互助，按商品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而不是按人情关系来进行交换。虽然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开始进入商品市场经济，但是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还是带有传统社会文化的色彩。(www.xing528.com)
另一个带有传统社会商人思想、作风、做法的鲜明的例子是山西商人在城市里从事贸易和金融业的平遥票号。因为按儒家“道”的文化，他们在经商致富以后还想得到绅士的地位，于是一部分商人在村庄投资购买大量的土地。这样他们可能在村庄有一定的权威，但是因为他们很少在村庄居住，而雇农耕地甚至收取农民不合理的租息，他们并不具有威信却成为封建社会的一种地主阶层。而40年代土改时，他们成为则减租减息运动的对象。
以上海为列，中国资产阶层的思想、作风带有儒家思想的特色。中国资产阶层依靠人情关系和地缘关系进入商业社会做生意。虽然中国资本主义具有马克思所说的全球性，但它同时还带有民族性和传统社会的结构性。
究竟中国资本主义的两面性，即全球性和民族性，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什么影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认为，资本主义是在帝国主义与国家成立背景下发展的。19世纪鸦片战争后，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等瓜分中国口岸城市，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帝国主义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国际化和工业化，产生资本集团，通过买办与外国资本合作。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和西方现代化混合发展，直到新中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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