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恩师，献给吴承明先生

张　耕

南开大学王玉茹教授在吴先生逝世两周年之际，邀请先生诸弟子同仁在天津开个学术会，以纪念缅怀我们的恩师。先生逝世后，经常回忆起受先生教诲的情景，断断续续记下来，都是当时和现在的真实感情和想法，现连缀起来，作为对先生的怀念。

大学毕业时分配工作已经是不容易的事，家里没有多少社会关系，无论是留在合肥还是回亳州老家都面临着就业岗位的问题。考研究生一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同时也是想回避找工作的困难。大学本科学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时对经济学只能算是一知半解，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是如此。经过四年熏陶，对经济学还是很有兴趣，读了一些经典著作，特别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东西，目的很单纯，就是要看看庸俗在什么地方。但以当时的理解力，只是文字相熟而已，并没有真正弄清楚这些理论的精髓。

相对于经济学来说，更愿意学习历史。家里父亲的书架上有不少中国历史书，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经典，特别是林汉达、蔡东藩编写的历史故事，史实清楚，文采飘逸，读来爱不释手，从小时候就觉得看历史书很有意思。

应该说大学时代还是很用功，读了很多书。由于各个方面没什么突出才能和表现，参与的集体、社会活动也很有限，班里男多女少，也没条件谈恋爱，所以大部分的时间用在了读书上。在安徽大学四年时间里，几乎什么书都看，阅读量很大，历史、哲学、文学、文艺。但是真正看懂的不多，当时就想要有个人指点一下该多好。

大学毕业时，考经济史的研究生还是有了一些专业基础。除此之外，有个最大的诱惑是经济史不考数学，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从初中起，数学就是老大难问题，考上80分要费九牛二虎之力。看了当时研究生的招生简章，经济史不考数学，而且能够满足学习经济和历史的愿望，心中窃喜。从各地招生情况看，云南大学比较合适。云南是祖国的边疆，昆明是四季如春的花城，是非常向往的地方，一直想去，但一直也没有机会，能到那里读研究生是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于是试着写封信给招考的导师董孟雄先生，董先生很快回信给予鼓励。顿时热情高涨，日以继夜，认真准备。当时宿舍里三个同学准备考研究生，12点之前没有回过宿舍，考前准备时基本上是凌晨两点以后睡觉。

1988年很顺利地考入了云南大学历史系专门史（近代经济史）专业。记得当时考分是全云南大学第一名。我很高兴，董先生也很高兴。先生人品好，学术精湛，先生待我如徒如子，我事先生如师如父。三年时间无论学术还是做人都获益多多。可惜的是先生已于2010年仙逝，每念及此，先生音容活现，不胜唏嘘。硕士毕业时还想进一步加深学习，能够有更大学业长进。把考博士的想法向董先生报告后，他说一是不舍，希望我能在他身边继续研究，协助他做一些工作；同时也表示如果考博士，他也赞成，希望能够有更大成绩。尽管很想再跟随先生继续学习，但是到北京去的想法实在太强烈，还是决定考博士。

云南三年是人生中最愉快的阶段，老师和同学给了我很多教益，特别是昆明的气候非常易于人居，身心修养恬淡适宜。但是云南毕竟远离中原，与国内外交流不多，还是有些局限，最后还是下决心离开。

缘分天定。1991年社科院经济史专业招考的导师是吴先生。 对先生的景仰是从接触经济史开始就有的，先生的几部经典著作既是我学习经济史的入门教材，又是我悉心研读的楷模。明清国内市场、帝国主义在华投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都认真揣摩。对明清国内市场更是多次诵读。记得在安徽大学备考研究生时，这本书因为划线太多，又新买了一本。当时是因为要考研究生，对书中的观点、论证就是死记硬背，并不十分了解对中国近代经济研究的重要性，就是觉得先生的著作是好书，好文章，精炼准确，清晰干净，行云流水，十分敬仰钦服。

在报考之前，不揣冒昧给先生写了封信，介绍了自己的基本情况，报告了要考先生门下的愿望。先生很客气，很快回信表示鼓励。当时看到先生的回信非常激动，非常感动，那么有影响的大师给我一个无名晚辈回信，让我更加坚定了投考先生门下的信心、决心。

为了更好备考，提前一周到了北京，在研究生院先住了下来。当时研究生院院子不大，学生很少，很像深山古寺，感到真是学习的好地方，能到这里读书和修炼一样，很符合当时的心态。

第一次见先生是考试前两天。与先生电话约好第二天上午到家里拜见先生。先生当时住在清华大学，初到北京，对北京之大一点概念没有，早上八点出发，转了三次车，用了两个多小时，我天生没有方向感，快11点的时候到了清华大学，又问了好多人，给先生打了几次电话，终于见到了先生。现在回想起来，第一次见先生时样子一定很狼狈，走了几个小时的路，已经满身汗湿，头发也长，也不懂修饰，以前也没有见过那么大名气的学者，还有些紧张。先生非常和气，详细问了学业情况，对什么方面问题感兴趣，为什么要研究经济史，鼓励要好好考试，争取能够考进来。

考试很顺利，老师出的专业题目都是大的论述题，主要是看对经济史的基础掌握程度，所以答对起来也不是很吃力。只是观点主要是用教材的传统说法，没有多少新意。英语占了点便宜，很顺利地考试过关。拿到了社科院的博士录取通知书，我们一家都非常高兴，我尤其心情非常激动，父亲流下了眼泪。能到北京了，而且在那么有名的导师门下学习，真是祖上修来的福气。和到云南大学报到一样，爸妈把我送到了研究生院。

硕士期间就开始研究中国的工业企业，当时有一个强烈的感觉，现在也还是这样认为，中国近代经济之所以没有发展起来主要还是工业发展不足，到底是什么影响了中国工业的发展，一直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众说纷纭，主流学派的观点认为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挤压，使中国自身的民族工业只能在夹缝中生存；同时农村经济的破产使工业发展失去了赖以转化支撑的基础；加上内忧外患的战争影响，使近代工业几经周折，陷于破产。

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因素影响近代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当今社会，如果没有这些外来因素的影响，工业经济能否发展起来，研究近代经济对现实经济发展有什么借鉴作用？

寻着这条思路开始了我的博士学习。当时的博士教育很有意思，第一学年主要是学习外语和政治等公共课，这些课程要学习一年，安排得很紧，几乎没有可能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专业问题。这一年过得很充实，参加了研究生院与加州大学合办的外语培训中心的学习。一年时间英语水平大大提高，获得了中心颁发的进步最快奖，奖品是一只圆珠笔；但是也付出了专业研究几乎停滞的代价。

进研究生院第一年只去拜见先生两次，每个学期开始，到先生家里向先生讨教一个半天，主要想知道先生这个学期安排什么学习任务。当时不知道是社科院的原因还是先生的考虑，没有开课。不仅是经济史专业，其他很多专业都没有开课，我觉得这是我读博士期间最大的损失。三年时间居然没有系统地听先生讲一门课。

研究生院的第二年我去先生家和经济所里见先生的次数多了些，特别是在确定毕业论文的选题时，多次向先生请教。博士毕业论文下了很大功夫，当时写得时候就已经决定应该是自己一生的最大学术成就。所以从选题到论证都很动脑筋。

印象特别深的是先生对我论文选题的指导，在电话里报告先生准备继续研究中国的工业发展状况，深究工业没有能够充分发展的内在原因。当时以科斯和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刚刚在国内兴起，仔细研读了他们的代表作之后，决定制度环境应该是解释中国工业不能充分发展的重要原因。当时研究新制度学派的学者还不多，在《经济研究》和《经济学动态》上偶尔看到几篇介绍研究文章，现在印象比较深的是汪丁丁、孔泾源的几篇文章，当时能够找到的就是张五常和赵冈的书。现在仍然认为科斯把产权制度化作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根据还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当时觉得一下子被新制度学派所吸引，立即就想用其理论检讨一下中国的近代工业经济发展环境。把这个想法向先生报告后，先生非常赞同，说经济史研究应该随时注意经济学的发展动向，采用新的方法（approach）研究可以一试。向先生学习的过程中知道先生的西方经济学学养深厚，对经济学的新理论、新观点非常关注，能够用新制度学派的观点对中国近代经济进行分析探讨，也不失为研究经济史的一种尝试。

与先生谈后非常兴奋，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写了论文的理论部分，主要是对新制度学派的介绍和理解，以及准备如何开展对近代中国工业的产生、发展进行分析，兴冲冲地呈给先生。一周后，先生打电话让我到家里，说论文的设想很好，就是这么个路子，但是前半部分对新制度学派的阐述过多，没有必要，尽管现在研究的人不多，但是也没必要写太多，相信大家都已经对这个理论比较清楚，能够有新意的就是对中国近代工业发展能否有新的解释或新的研究结论，这才是博士论文的重点。

写作论文期间到先生家里又去过几次，每次都得到先生的悉心指点，论文得以顺利完成。用新制度学派的理论研究中国近代工业企业在当时来说还没有先例。由于既要努力学习新经济学理论，又要查阅历史资料，所以博士论文做完以后还觉得意犹未尽，留下很多可以继续探索的空间。由于到海南工作，研究没能继续下去，至今还觉遗憾，论文也没有公开出版。

博士毕业面临着工作选择问题。由于1994年博士不多，全国也就3万多人，所以不是找工作，而是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当时不少中央机关、部委到学校来招人。因为还有要研究的问题，当时想留在所里继续研究，把论文继续完善。所里也同意。

但是另外一种想法正在不断地影响对工作的考虑。1993年的时候，于光远先生的几个学生在三亚做课题，研究三亚发展战略，当时也请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参加。93年7月份生平第一次到了三亚。三亚的热烈气氛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994年时，海南的房地产热已经开始退潮，但在三亚看到的还是一片热气腾腾的开发景象，到处是工地，到处是楼盘。虽然感到了国家调控的压力，但对海南特区的信心依然十足，认为调控政策很快就会结束，海南发展仍然会有继续高涨的可能。除了做课题之外，我的同学王公义还给我提出了另外的建议，让我见一下当时的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钟文同志。见面回来后，公义说钟文同志非常重视人才，希望能够找个秘书，问我是否有意向。

我的个人经历非常简单，从上小学一直念书到博士毕业，父母也是老师，与社会接触非常少。当时觉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是个很大的官。而且钟文同志待人非常随和，加上海南特区刚刚建设，三亚各项建设也刚刚起步，对我一个充满理想、涉世不深的在校学生来说，非常有吸引力。第一次去三亚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期间为了完成课题，同时也是与钟文书记有更多的接触，又在毕业之前三次去三亚，最多的一次是跟随钟书记工作了一个月。切身感受到他是一个勤奋务实、有智慧、有能力的领导，觉得在三亚这个平台上能够干出一番事业。毕业论文答辩之前，研究生院已经开始考虑学生的分配问题。对将来的去向，确实很是踌躇，一方面想继续深入研究我感兴趣的问题，把论文做成一部书，跟着先生继续深造；另一方面三亚的诱惑确实非常大，想去那里奋斗一番。纠结了几天，还是决定到先生家里，向先生报告了想到三亚工作的想法。先生想了一下，说你再认真考虑一下，到实际部门工作也很好，从你的经历来看，接触一下社会也是必要的。先可以去三亚，想回来再回来。听了先生的话，心里非常感动，先生豁达，开放，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完全像自己的家长一样。但又感到很不安，很不舍，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跟随大师学习深造的机会却因为现实的考虑而中断，确实很放不下。(www.xing528.com)

1994年博士毕业后来到了海南。当时为了回应三亚市委的要求，我们博士同班四个同学一起来到了三亚。在三亚的初期日子过得还是很充实。到三亚后，钟书记又把我推荐给省里的一位领导当秘书。由于刚从学校出来，干了不到半年总觉得不适应，于是向领导请求到基层服务一段时间后再到省里来。这样1994年底又回到了三亚。

对我来说，博士毕业以后的适应期太长，很长时间还以为自己还在学生时代，下班回家看的还是经济学或经济史的书。处在书记秘书的岗位工作协调比较方便，大家出于对书记的尊重，对我的工作也非常支持。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能够看点专业书，但心里很清楚自己离那个象牙塔越来越远了。

在海南前几年日子过得很快乐。没有负担，也没有压力，工作上也没有什么矛盾。由于几个同学一起到三亚，平时在一起时间比较多，也没有寂寞的感觉。这一段时间与先生的联系比较少，就是元旦、春节寄个贺卡，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随着国家宏观调控的展开，海南的房地产业实现了硬着陆，到处是半拉子工程，到处是倒闭的公司。三亚成了房地产烂尾楼的重灾区。海南当时的经济主要是房地产业在支持，随着泡沫的挤出，经济发展出现了负增长，整个海南的日子都不好过。政府机关虽然吃饭不愁，但是工资水平也仅仅够维持一个人的生活费用，这并没有对我的情绪产生多大影响，仍然快乐的生活着。

真正感到生活和工作的压力是1998年从三亚规划局调到海南省总商会以后。由于经济不景气，像工商联这样与企业打交道的机构日子也不是很好过。单位在社会上地位也不高，工资收入又低，感到了生活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从1994年到1998年在海南基本上没有考虑过生活问题，在三亚当领导秘书时，住在市委的公寓房里，吃饭就在市委大门对面的快餐店买五块钱的盒饭，日子过得简单快乐。调到总商会时没有住房，在普通民居楼里租房。商会工资又低，每月除去房租水电生活费，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感到了生活的压力，好在一个人也容易对付。就是觉得工作离开了主线，有了被边缘化的感觉，这比生活的艰难更让人不安。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六年。这段时间里虽然精神不倒，依然乐观向上，相信会有更好的前景，但情绪还是受很大影响，感到了生活不容易、不如意。自己情绪不好，也没有与先生多联系。先生于1999年到海南开会，当时是和方行、李根蟠老师一起来。开会的前一天晚上我和当时在海南的同学约在一起和先生一起吃了顿饭，吃饭时提出来陪先生在海南各处走走，先生说会议都已经安排了，按会议走就可以，也就没有很坚持，现在想来心里还非常遗憾。先生运气非常好，回去的时候在飞机上抽奖，中了一张到北京到海南的机票。先生把机票随信寄给了我，先生信中说，来海南非常高兴，算是完成了他的一个夙愿。我也一样，没想到能在海口见到先生，就是没能多陪他一些时间，感到十分遗憾。

2003年，在经过一番努力后，调到了省检察院。在检察院工作的好处是社会地位高，感到明显受人尊重，个人的心理满足感有了不少提高。但是，检察院依然没有房子，还是租房住，一个月的工资近一半付了房租，不过心态一直都很好。每个月除了工作，也没什么业余爱好，回家就看看电视，看看书，也不买奢侈品。日子过得简单愉快。这一段时间父母都退休了，每年冬天的时候到海南来住，夏天回家，每年能有半年时间在一起，其乐融融，感到很幸福。

2003年对我来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结婚了。为了结婚在海口贷款买了个房子。看了很多楼盘，终于找到一个又便宜位置也好的小区，只是没有小区空间。但是也非常高兴，工作十年之后在外漂泊的日子终于要结束了。

买房子真是一件大事，首付、装修、买家具、准备结婚，这一套下来，立即成了一文不名的穷光蛋。2003年底办了个结婚仪式，心里很高兴，给先生打了电话，报告了结婚的情况。先生也很高兴，给了我们热情的祝福。

在检察院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工作需要，2004年12月调到海南政法职业学院任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旋任书记。刚到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时，学校刚刚从中专升为大专，百业待兴、百事待举，而且资金匮乏、设施不够、设备不足、教室学生都远远不足。刚开始的一年几乎每天在学院里，早出晚归，甚至刚回到家，晚饭还没吃完又跑到学校。在各个方面的努力下，学院越来越好，生源稳定，师资力量增强，教师收入不断提高，2010年7月份我离开学校的时候，学校已经成为有突出特色的政法类院校，学生就业稳定，教师工资收入已经远超公务员。

2010年离开学校倒是恰逢其时。学校各个方面已经步入规范，班子团结，教职工队伍士气高涨，学生管理有序，对我来说可以很舒服地在学校干下去，但同时也觉得工作缺少了挑战性，年复一年地干到老又不甘心。到2010年夏季，在学校工作了将近6年后，自己也很想换个地方了。

不知道是谁的倡议，从先生80岁的时候开始学生集中给先生过生日。我觉得非常好，这个倡议人我一辈子都感谢他，也感谢我的师兄弟姐妹们。五年一度的聚会，间隔时间虽有点长，但毕竟是一个很好的聚会。也就是由于这样的聚会，我又能见到先生。第一次参加生日聚会时心情很激动，海南一别已经数年没见先生。先生看到我也非常高兴，特意把我叫到跟前询问工作、生活情况，眼神话语像慈父一样关心，关爱。也是因为见到先生太高兴，当天晚上酒喝多了，竟然找不到住的旅馆。再次见到先生，依然是生日聚会，又是五年过去了。先生与同学们在一起时，又特意把我找到身边，询问工作生活情况，特别告诉我说，你离得远，来一趟不容易，来了我很高兴。这是最后一次见到先生。

2011年1月18日，非常难忘的日子。上午九点多钟，先生给我打电话，当时我正在医院的产房外面，儿子刚刚出生几分钟，这个时候先生打来电话，真是天意呀！我很兴奋，马上向先生报告，刚生个儿子，先生非常高兴，连说祝贺祝贺，先生是第一个祝福这个小生命诞生的人。先生的祝福一定会伴随他幸福成长一生。

但是没过多久，其广兄短信告诉我，先生的身体不太好。当时感到心里很难受。下班后在办公室坐了好久。

不久，其广兄打电话说先生去世了。突然接到这样的电话，心一下子沉下去，久久不能恢复。这几年已经连续经受了这样的打击，2009年父亲走了，2010年3月份岳父走了，2010年10月份硕士导师走了，2011年先生走了。我最钦敬的老人一个一个都走了。他们在，我心有所依，有什么话有什么想法还能去请教，去诉说。先生走了，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心的孤独和无依无靠。无论是艰难困苦，还是顺风顺水，无论是一无所成，还是成绩斐然，没有人去说了，也没有人担忧，也没有人喝彩，总之，没有人呵护你了。先生的去世给我带来的心痛和孤独是无可比拟的，很长一段时间走不出来。

先生给我带来的是一生用之不竭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没有先生教诲，也没有我的今天。

先生给我的最重要的财富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写毕业论文时向先生请教的时间比较多，很受教益。先生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研究经济，这是先生的基本指导思想。同时，先生一直关注研究西方经济理论，用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分析中外经济史。在先生对我论文的指导中，强调比较多的也是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我当时感到先生已经在整理自己关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问题。可惜我没有福气听他亲自上课。后来先生给我寄了一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我觉得这部书是先生经济史研究的代表作，是先生一生研究成就的最好总结。收到先生大作后，认真读了整整一个月。当时先生指导我论文时候的意见，很多在书中都找到了印证。

先生注重学以致用。先生在经济史研究中独树一帜，成就卓著，不仅是对现实经济理论的深邃洞察，对经济发展历程的透辟研究，更重要的是他的研究成果对现实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直接的借鉴和参考价值，能够造福当代。先生自己最初研究现实经济理论，后来又在实务部门工作多年。我体会，先生对现实世界的深刻了解，对他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更加客观更加鲜活的基础。从他的研究成果中我们不仅看到的是对历史审视的精辟，更重要的是对当时经济社会发展背后动力和能量的探究，是对历史成因的客观描述和探究批判。三卷本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是先生经济史方法论的集中代表，给出的历史性结论对当今中国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先生的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对我有极大影响。在硕士和博士阶段主要在学校中度过。生活方式相对简单，每天主要的事情就是看书吃饭，吃饭看书，对真正的社会一点也不了解。本来我就出生在学校，一直读书到博士毕业，都是在生活相对简单的校园中度过的。毕业时对现实社会的了解有一种自然的渴望。毕业前到三亚去做课题，吸引我的并不是课题本身，而是三亚处在特区前沿的火热生活，特别是跟着市委书记，看到的都是现实中最集中、最直接的困难和问题。短短的实践生活激起了从事实务工作的热情。把这个想法报告先生时，他并不反对，我想也是他有实际社会生活的经历，这对他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经验。后来在同学的一次聚会上，先生说，在有实际部门工作经验上，我很像先生，得了真传。可惜的是到现在为止还在从事实际工作，没有转向学术研究。看看我的师兄弟姐妹一个一个都成了博导，心里很是羡慕。有时也安慰自己，如果我要做学问，也一定能成为博导。但没有能追随先生继续做研究，真是人生很大的遗憾。

先生教导我的不仅是做研究的世界观、方法论，更重要的是对人生观和人品、人性的树立和养成。先生的清雅和包容给我至深的影响。不仅在学术上兼收并蓄，对待晚生后辈的殷殷教诲、谦和委婉，令人如沐春风，心服皈依。先生的影响也使我努力尝试争取做到博大、宽容、正直、敬业。二十年来，不管到哪个单位，哪个岗位都能以宽容豁达的心态为人处事，与同事都能平和相处，和衷共济。特别对单位中的相对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支持，也赢得了大家对我的尊重和理解。

转眼先生已经走两年了。我最钦敬的人，再也不会回来了。先生给予我的是为国奋斗的崇高信仰，是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先生没有豪言壮语的宣示，没有滔滔不绝的说教，有的是充满哲理和思辨的智慧，有的是身体力行的孜孜不倦的探究和追求。先生高雅脱俗、清新飘逸，先生在我的脑海里定格的形象永远是用深邃祥和的目光关注着历史，关注着当今，关注着我们。

可以告慰先生的是，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我很喜欢，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尽心尽力完成好国家赋予的使命和任务。将来总有一天，我还会继续研究我非常喜欢的经济史，既是弥补现在的遗憾，也是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弟子　张耕

2013年7月于海南三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