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家统一打造雄厚经济基础

清代前期，清政府为国家统一和社会繁荣昌盛，并为建设和谐社会进行不懈努力。但国家强大的基础是以雄厚经济为后盾的，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政府很难有所作为。建设和谐社会，也是以经济为基础，因为没有雄厚经济基础，政府也很难有所作为。

在封建社会里，国家财政收入主要靠田赋。自耕农、庶民地主是政府田赋的主要承担者。按照规定，官僚地主、绅衿地主本身有优免权，不承担赋税和差役。就是要完纳部分，他们也往往利用权势而规避，或与地方官吏相勾结，把赋役转嫁到自耕农身上，“诡寄”成普遍现象。自耕农（包括庶民地主）数量的多寡，直接影响到国家财政收支的丰歉，以及国家的兴衰和稳定。这点，已为学术界所共识。清代由于垦荒政策所造就的广大自耕农存在，并长期得以延续，是康乾盛世最深厚的经济基础，这是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

清初垦荒，增加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明末清初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给农业生产带来极大破坏，耕地面积由明万历701 397 628亩，至清顺治八年时仅剩下209 858 461亩，仅及万历六年耕地面积的29.92%。国家每岁钱粮收入14 859千余两，而每年政府支出数为15 734千余两，出入相抵，尚不敷857千余两。^[82]严重经济危机的阴影，笼罩着刚刚诞生的清王朝。这个新王朝如不及时摆脱这个经济危机，就会垮台。清政府为及时摆脱这一财政危机，稳定十分不安定的社会，首先把垦荒摆在重要议事日程上。经过顺、康两代不懈努力，荒芜的土地不断得到垦复。田赋收入也随之不断增加。如康熙四年三月十九日，河南巡抚张自德疏报：康熙三年所属州县开垦荒地19 361顷，该征钱粮银83 140余两。^[83]康熙十九年，户部郎中鄂齐理奉差盛京后，在回京奏疏中称：勘查满州人丁新开荒地：东至抚顺，西至山海关，南至盖州，北至开源，共垦田万顷，可征钱粮银约万两。^[84]如此事例，在历朝实录中比比皆是，不一一枚举。通过垦荒，国家财政收支状况也得到极大改善，从入不敷出，到库有存银。至迟，康熙六年时，清政府已完全摆脱财政危机，扭转了入不敷出的局面，据统计，这年户部存银已达2 488 492两；八、九两年（1469、1670）“每岁存剩约六七百余万”两。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之乱”爆发，军费开支剧增，尽管在这战火纷飞的年代，户部仍有库存，如康熙十六年（1677），存银尚有5 307 216两，康熙十七年存银数虽然有所减少，但仍有3 339 920两。经过漫长的八年战乱后，由于战争结束，军费开支大减，户部存银也就激剧增加。康熙二十五年，户部存银上升到26 052 735两，康熙二十六年，存银达28 964 499两。康熙三十一年至六十一年的31年间，户部每年存银都在3 000多万两至4 000多万两之间，最高年份达4 736万余两。^[85]雍正年间，除元年亏损95万两外，雍正八年以前，银库收支年盈余，从康熙末的2 000多万两增至6 218万两。随着雍正七年以后对西北准噶尔部连年用兵，军费大部分出自部库，但到末年，库存银仍达3 453万两。乾隆时期，二十年以前仍有银3 000余万两，少时不到3 000万两。二十年起至4 000万两以上，但不稳定。平准二役及回疆之役后的二十三至二十六年，降至3 600万两上下。二十九年后，银库存银开始加速增长：二十九年达到5 427万两，三十六、三十七两年达到7 800万两。此后几年受金川二次战役影响，库存银有所下降，四十年最低时为6 496万两。四十二年，又升至8 182万两。最后十几年间，库存银稍有下降，但亦维持在7 000万两以上水平，末年降至6 939万两。^[86](www.xing528.com)

战争，实际上是经济实力的较量，这点早为人们所共识。清政府之所以从建立第一天起就把垦荒摆上议事日程，除了安置流民、稳定社会秩序之外，更重要的是为满足巨额军费支出，清政府建立之初，战争连绵不断，军需浩繁。据陈锋研究，顺治朝常年军费开支每年为1 300万两，从顺治十二年起，战时每年军费开支约在数百万两至2 000万两之间。依此估计，顺治朝有案可查的数字，战争开支在l亿两左右。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之乱”爆发，这一战争持续了八年，这八年间，清政府军费开支高达1亿两以上。^[87]此后，还有平定准噶尔等战役，军费开支都高得惊人。这些巨额的军费开支取之于何处？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国家财政来源主要是靠田赋征收，而商税收入有限。田赋收入的增加，主要是来自耕地面积的扩大，也就是说直接取决于垦荒所取得的成果。顺治、康熙垦荒不断取得进展，对巩固新生的清政权和统一祖国山河的战争以最有力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耕农广泛存在和发展，对国家统一和巩固，在财政上发挥了支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