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是如何出现的？关注者不是很多，就是关注之人，也大多语焉不详。而康乾盛世的表现，却为许多学者津津乐道。这种论道当然有必要，也值得大书特书，不然什么叫康乾盛世也就说不清了。然而，总让人有种缺失感。水有源，树有根，难道盛世就没有源头！总给人有一种雾里看花之感。在谈康乾盛世时，这也是我们必须谈论的问题，我们不能再让读者雾里看花，这层窗户纸必须要捅破，使问题的前因后果统一起来。
经过半个世纪的战乱，明末清初一大批贵族、官绅地主遭到巨大打击，原有土地关系受到很大冲击，无主土地，比比皆是。广大农民颠沛流离，或死于战乱，或饿死于沟壑，人口大量减少。清初出现了地多人少的局面。在清政府垦荒政策的鼓励下，农民经过辛勤劳动，其中绝大多数农民取得了土地产权，造就大批自耕农民，形成了耕者有其田的局面。使康雍乾年间，整个社会出现家给人足的欢乐景象。
顺治初年，湖南省永州府属州县，“其民皆由乱定招徕而至，垦辟荒土，久而富饶，人称世家，不言他事”。[3]寥寥数语，描绘出一个家给人足的自耕农聚居的情景。顺治十六年，河南开封等八府并汝州，招直隶失业贫民来认垦，所垦土地“永为己业”。[4]康熙《泾阳县志》称“昔之产在富，今之产在贫”。雍正十二年，山东省各府州县，仅一年间就查出贫民29940户，实垦荒地217711.4亩，[5]平均每户开垦荒地7.2亩。乾隆二年，山东商河县知县范从律详报，商河县民祖籍原顺天，明末遭兵失业，星散山左，至康熙元年始奉旨发商邑开垦荒地，各立村庄四十二处，一庄有三、二百家。[6]乾隆九年，直隶总督高斌奏称：“详查喀喇河屯厅所辖之白马关、潮河川、热河厅所辖之张三营、白马川，四旗所辖之波罗河屯各汛内，凡有平坦可耕之区，悉系旗地，间有民人新垦者，俱系旗圈余地。自雍正十年奉旨听民认垦输粮，从此民人安立家室，悉成土著，垦地二千九百余顷。”[7]乾隆十一年，甘省原报受田民人共一百七十一户，认垦田九十三顷，内除马尚考等十二户盐碱不能耕种七顷外，该在人民一百五十九户，田八十三顷余，[8]平均每户认垦荒地52.2亩左右。乾隆十八年，广东琼州有可垦荒地二百五十余顷，召土著居民耕种。[9]嘉庆五年，恩长等报告，查出和阗所属各城有粮无地之回民七百五十二户，仁宗下令户部：将丈出官荒地二万零六百四十亩，“按数拨给有粮无地之回户，均匀开荒”。[10]每户回民可得官荒地26.1亩。清政府对广东新生沙坦开垦，还作了特别规定，只限定由无地贫民优先开垦。东北三省逐步放垦，蒙地开发，新疆拓垦等，都为清代造就大批自耕农。
清朝初期，四川累遭兵革，地荒人亡情况尤为严重，各省流民进川后，通过垦荒获取土地产权，从而成为自耕农者极为普遍。大邑县，清朝初期，土著少，客民多，“率多秦楚豫章之人，或以屯耕而卜居”。[11]这里的“屯耕”并非指租佃私人土地，而是占地开垦。铜梁县，清初来这里垦荒的有贵州、湖广人，也有江苏、福建、广东人，这些垦民“各据壤土”，[12]取得土地产权。郫县，清初户口锐减，来这里垦荒的广东人较多，其次山东、陕西、福建、江西等省人户。农民垦荒谓之“插占”。[13]即不受顷亩所限，能开多少可占多少。定远县，清初来这里开垦的主要是湖南人，“垦荒占田，遂为永业”。[14]新繁县，清初先有湖广人移入，继有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农民移入，也有少量陕西人，“始至之日，田业无主，听民自占垦荒，或一族为一村……有一族占田至数千亩者”。[15]苍溪县，清初外省农民纷纷移入，康熙初年，全县丁粮户六百余户，本省农户占十分之四五，此外湖南省籍占十之三四，广东、贵州、福建等省籍占十之一二，这些客民皆“插土为业”，[16]即取得土地户籍。万源县，清初客民入山，“荒山无主，由人手指由某处至某处，即自行管业”。[17]乐至县，康熙前，外省来乐寄籍，地旷人稀，多属插占，“认垦给照”。[18]云阳县，清初客民移入，“占田宅，长子孙”，先开水田，继开山地。[19]彭县，清初居民稀少，土地荒芜，至乾隆初年，发生巨大变化，民力“岌岌吴楚”“山坡水涯，耕垦无余”。[20]新都县，康熙六年前，“有可耕之田，无可耕之民”，乾嘉之后，则“无荒可垦”。[21]经过土客民数十年辛勤劳动，四川广大地区逐渐得以开垦。康熙年间全省熟田14810顷，雍正二年熟田增至214450顷，乾嘉之际熟田剧增至463486顷，[22]比康熙年间增加15倍之多。
陕西的情况也大致如此。经过明末清初战乱之后，土地占有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地主豪绅原占有的土地丧失了，原有的穷人都占有了土地。泾阳县志称：“昔之产在富，今之产在贫”。[23]洛川县“地广人稀，虽极贪之家，亦有地数十百亩”。[24]反映了自耕农大量存在的事实。田培栋谓：“明清时期，陕北的土地除地主占有外，但大多数土地仍为农民占有，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大致上自耕占农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半自耕农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上下”。[25]
当然，在清初垦荒中，地主、官僚、商人在垦荒政策鼓励下，以自己所具有的经济实力或通过权势，也占有大量土地。如顺治十四年，直隶开平卫生员陈翼泰开垦过无主荒地2105亩。[26]同年，直隶丰润县金吾左卫武生卓企茂开垦过无主荒地2019亩。[27]顺治十三、十四两年，直隶大名府开州生员邢祚贞垦过无主荒地3439.1亩。[28]顺治十三、十四年，山东内阜县生员唐佑臣先后开汶上县荒地4248亩。[29]乾隆三十二年，寄台商民芮友等三十名呈请开垦甘肃穆垒荒地，陕甘总督吴达善批准其申请。据批文称：查该商民等携资贸易，系有工本之人，请饬巴里坤镇臣给予执照，令其认垦耕种。[30]以上仅是举例如已，远非地主、官僚、商人垦地的全部。但在明末清初农民战争扫荡下，地主豪强势力遭到巨大打击，或家破人亡，或流离失所，侥幸生存下来者，家资丰厚者不多。另清初对缙绅豪强采取严励打击措施，如顺治十八年，江南奏销案就是一例。清廷将上年奏销有未完钱粮的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并溧阳一县的官绅士子，借“抗粮”之名全部黜革，继之，又乘大创之后十年并征，使江南缙绅豪强受到沉重打击，此时，松江府属人们“以有田有戒”。[31]另据《清河县志》称：商人则“以赋重为累，不置田产”。[32]陕西富户亦以置产为累，《陕西通志稿》称：富人“家资巨万，无一陇之殖，则对于国家终岁不输一钱”。[33]或谓“饶裕之家，劝令买地，多以为累，万金之子，身无寸土”。[34]咸宁县“荐绅鲜干谒，无侈田广宅”。[35]关中合阳，“人乃以田多为累”。[36]摊丁入地后，实行的是田多者多负担，由于田赋负担加重，[37]对地主兼并土地势头也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这些社会因素的存在，对清初通过垦荒而造就的自耕农无疑是起到保护作用的。
清代前期土权分散，造就大量自耕农的情况，李文治先生作过很好的研究。他说：“清代前期，农民所有制有所发展，所占比重超过明代，并且有些地区自耕农占据了统治地位。”[38]
下面，我们通过康熙、乾隆年间某些地区的编审册、税亩册及其他资料记载，对自耕农占地情况作具体分析。
首先，看直隶获鹿县土地占有情况。康熙四十五年，该县二十五甲民户，共有耕地98125.1亩，按每户占有耕地多寡状况，列表1如下。
表1 康熙四十五年直隶获鹿县二十五甲各类农户
资科来源：清《获鹿县档案》《编审册》。
说明：康熙四十五年二十五甲编审册是：在城社九甲；郑家庄社一、二、三、四、六、七甲；任村社五、六、七、八、九、十甲；龙贵社五、十甲；太平社一、二、三、四、五、六甲；甘子社九甲。
据表1，拟按占地状况分为无地户、少地户、中等户、富裕户、地主户五大类。一类户占人口18.2%，是无寸地之民户；二类户为占地10亩以下户，他们占总农户37.9%，占有总耕地12%；三类户为占地10～40亩中等户，这类农户不但农户数量最大，而且占地比例亦最多，分别为38.2%及50%；四类户为占40～100亩富裕户，他们占总农户4.4%，占耕地面积的16.6%；五类户为占地100以上地主户（按一刀切分法），[39]他们占总农户0.8%，占总耕地17.4%。据此，农民所有制显然占统治地位。至乾隆元年，尽管在这三十年间土地兼并激烈，但该县自耕农占统治地位情况仍然没有变化。从郑家庄社二、四甲，甘子社九甲，龙贵社五甲，前后占地情况作一比较，情况就一目了然了。参见表2。
表2 康熙四十五年（1706）与乾隆元年（1736）直隶获鹿县社四甲各类农户占地比较表
续表
资料来源：清《获鹿县档案》《编审册》。(www.xing528.com)
陕西情况与获鹿大致相同，如毕沅称：他在乾隆四十年时，曾经到西安、同州、凤翔三府，邠、乾二州考察，所看到的是“耕读相半”，而“殷实之家，十不得一”。[40]据秦晖、苏文研究，从康熙年间起至民国时止，关中“这些地方的农村主要由自耕农构成，地主与租佃关系均很少”。[41]大体上与毕沅所说相同。
江南地区情况为何？请看安徽休宁县。根据《休宁县三都十二图》六甲保留下来的康熙五十五年编审红册看，六甲共计233户，共有耕地1134.3亩。各类农户占地情况如表3所示。
表3 各类农户占地情况统计表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休宁县三都十二图》（上）《编审册》。
说明：其中第六甲康煕五十五年编审红册脱落，今采用康熙五十年地亩统计数。
从编审红册看，该六甲中占地20亩以上农户，多为劳动力较多家庭，如三甲姚春阳占地20.6亩，家有3个劳动力；四甲复廷占地29.9亩，家有4个劳动力；汪宗占地27.7亩，家有4个劳动力。[42]此处系山区，山多田少，农户占地面积相对少些，但一家有3丁、4丁，占地20几亩，似乎还够不上地主。由此看来，清初垦荒所造就的自耕农还较好地保存下来。安徽霍山县情况也大致如此，地方方志记载：“中人以下，咸自食其力，薄田数十亩，往往子孙世守之，佃而耕者仅二三。”[43]
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清初垦荒所造就的自耕农也有所分化，地主户的田产在膨胀，无地少地农户在增加，如湖南省，清初，桂阳县邓仁心、邓仁恩兄弟有田数百顷，乾隆十三年时，杨锡绂奏称：“近日田之归富户者，大抵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44]嘉庆年间，衡阳县刘重伟（木商）子孙“田至万亩”。[45]嘉庆壬申（1812）年，李象鹃奉父命析户为二，各收租六百余石，服宫中州后，置产又数倍于前，至道光壬辰（1832）年，仍合旧产为二析之，“较壬申数且六七倍”矣。[46]江苏松江，在康熙年间“遂有一户而田连数万亩，次则三、四、五（千）至一、二万者”。[47]无锡县徐乾学买慕天颜无锡田一万顷。[48]乾隆时，海州孟鉴有地五千余亩。[49]嘉庆十二年，海州李法泳等买程继祖遗海州五庄田二百余顷。[50]江北、淮南一带，康熙年间，盛枫指出，区方百里，户不下万余，丁不下三万，“其间农夫十五，庶人在官与士大夫之无田及遂末者十之四，其十之一则坐拥一县之田，役农夫，尽地利，而安然食租衣税者也”。[51]这种情况在江苏玉区十七图也得到反映。据《康熙四十年份本色统征仓米比簿》记载，该区第十七图十个甲中，9户地主占有田3120.3亩，为该图全部耕地的96.7%。[52]乾隆年间，直隶怀柔郝氏有膏腴万顷。[53]
尽管土地兼并在不断进行，但在清代垦荒政策鼓励下所造就的自耕农仍然占居重要地位。到清代，学者瓦格勒估计：“小地产的成分约占所有种植的农业地面积百分之六十，大地产的成分占百分之四十。”[54]又据杰密逊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估计，农民所有地占当时耕地面积的二之一。[55]
当时，有多少土地可养活一家五口，据洪亮吉说：“一人之身，岁得四亩便可以得生计矣。”[56]也就是说，五口之家拥有耕地二十亩便可得生计矣。清末人薛福保，谈到嘉道年间苏南一带佃农生活情况时说：“往时，江南无尺寸隙地，民少田，佃十五亩者称上农，家饶裕矣；次仅五六亩，或三四亩，佐以杂作，非凶岁可以无饥。”[57]
加上土地、水利、人勤条件，在风调雨顺年间，有的地方粮食亩产很高，对保证人民生活更为有利。山西广灵县，康熙年间，县令李焕斗在《节俭示》中，称：“广灵今岁可称丰登……便以富户自居，无论男女喜于鲜衣美食，乐于豪奢侈靡；一切往来礼节，甘心贱卖谷粟，崇尚繁文。”[58]陕西汉阳厅，“南来之民，耕于汉者，一岁之获，可支数载”。[59]陕西户县，“康熙盛时，兵革之息，农桑渐复。至乾隆时，又为有清全盛之期……人烟辐辏，庐舍鱼鳞，各村充塞，俱不能容，村外环集，殆无隙地，家给人足，是知礼义。虽妇女偶一出户，未有不衣裙者”。[60]安徽阜阳县，“沃壤广轮数十百里，一年之收，可备数年之食”。[61]据李北洛说，凤台县有些农民，“岁稔则余数年之畜矣。得比岁稔，无立锥者或至千金”。[62]浙江江山县，“产米之乡，一秋之获，可支数年”。[63]河南地区，“原隰平衍，膏腴千里。岁果有秋，粟支十年”。[64]湖南省衡阳县，乾隆年间，“素称鱼米之乡，连岁又值丰稔之余，家有秋仓，人皆饱安”。[65]洞庭湖地区，“湖田之稻，一岁再种，一熟则湖南足。再熟则湖南有余粟”。[66]又曰，“垸农一岁之收，可抵山农数岁之收。垸民至厌梁肉，山氏恒苦菜食”。[67]湖北一带，“泉甘土沃，民勤于农，塘堰修饬，蓄池有方，连年丰稳”。[68]四川地区，气候温暖，“于树艺之事相宜，故丰岁多而俭岁少”。[69]“蜀中为产稻之区，一岁所出之谷，足备数岁之用”。[70]新宁县，“收稻最富，一岁所入，计口足供十年”。[71]
有些地区以种粮为主，同时兼种其他作物，以增加经济收入。如汉水流域一些地方，“汉川民有田地数十亩之家，必栽烟数亩，田则栽姜或药材数亩。烟草亩摘三四百厅，卖青蚨十千以外。姜药材数亩，收八九百斤，卖青蚨二三十千，以为纳钱粮、市盐布、庆吊人情之用”。[72]生活无忧。费南晖说嘉州府、湖州府种桑养蚕农民，“丰收三五载，迄可小康”。[73]山区地方，通过发展经济作物，或手工制作，亦可得生计。前面已作论证，这里不再赘述。
在有清一代，自耕农和佃农资产在增加。据方行先生研究，当时一个耕地十亩的自耕农家庭约有资产一百两左右，一个租种十亩地佃农家庭约有资产八十两左右。[74]与前代相比，显得更加富裕些。
这时，佃农经济地位也在上升。一方面由佃农上升为自耕，另一方面体现在能一次交纳押租百两以上者增加。魏礼称：福建到江西佃耕农民，经过几代经营后，“率皆致厚资立田宅于祖里”。还说，这些客佃刚开始时“尝赤贫赁耕，往往驯至富饶，或挈家返本贯，或即本庄轮奂其居，役财自雄，比比皆是”。[75]湖南情况亦然。[76]福建到浙江宣平租山种兰靛农民，“利尽归焉”。[77]江西到福建建阳种茶农民“其租息颇廉，其产值颇肥”[78]皖中水稻种植区“良佃”，“屋宇整齐”，经营的“场圃茂盛”。他们种植的林木“郁郁葱葱”。[79]
关于押租数额增加情况，四川巴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租佃之争》中搜集事例计67件。其中乾隆朝3件，押租百两以上1件；嘉庆朝7件，押租百两以上（含100两）3件；道光朝57件，押租百两以上有29件。如果再细分的话：押租在100至200两之间者18件，200至300两者5件，300至400两者5件，400至500两者1件，500两者1件，700两者1件，800两者1件，900两者1件。押租金额百两以上者33件，占押租案件49.3%。[80]这是佃农经济实力增强的最好写照。
广大自耕农、佃农，经过自己努力和政府一些调控政策，顺治至乾隆年间，绝大多数农民有田耕种，衣食问题基本解决，耕读不误，人际之间往来有礼，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稳定。虽然谈不上“男女喜于鲜衣美食”，[81]但只要不是灾害年间，都能达到衣食无忧。这就为社会和谐发展奠定坚实社会环境，并为社会繁荣创造必要经济条件。小农经济大量存在和发展，为盛世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最扎实、最牢固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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