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进行缺乏可比性的比较

这句话本来是刘克祥先生批评我的，认为我不应该拿定县123家与34家作比较。今天我以此与刘先生共勉。刘先生提出：“1931～1937年的人均粮食产量比1840年下降了15%强，比1786年下降了43%弱。人均粮食产量的这种大幅度下降，除了人口增长外，恐怕主要还是近代农业生产长期停滞和衰退的结果。”^[17]

刘先生把近代的人均粮食产量与古代和前近代相比较，在方法上是有问题的，在数据上是可质疑的。

首先，近代与古代和前近代相比，在农业生产结构上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代以来，经济作物的种植、农村副业的发展，使原来主要以种植粮食为主的农业变成了全面发展的农业。

莫曰达先生经过多年近代农业统计研究，得出了近代农业中棉花、油料、烟叶等经济作物的产值在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合计产值中的比重（参见表3）。

表3　全国经济作物在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合计产值中的比重（1840～1936）　单位：千元

资料来源：莫曰达. 1840～1949年中国的农业增加值. 财经问题研究，2000（1）：13，表14.

由上表可以看出，从1840年至1936年，农业的生产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作物在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合计产值中的比重已从1840年的7.2%上升到1936年的20.2%，即在总产值中的比重已从不足10%上升至20%有余。

再从农村副业来看，农村副业的增加值从1840年的25509万元增加至1936年的101138万元，增加了近四倍（参见表4）。

表4　全国农村副业增加值占种植业增加值比重

资料来源：莫曰达. 1840～1949年中国的农业增加值. 财经问题研究，2000（1）：13，表17.

因此，撇开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副业的发展，断定近代农业生产长期停滞和衰退，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人均粮食产量由两个因素决定，其中一个是粮食总产量，另一个是总人口数量，而恰恰是在这两个因素上，刘克祥先生所引用的数据和加工制作的方法，都有问题。

刘克祥先生在论文和专著中用1931～1937年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和1924～1929年比较，这种方法是不妥的。刘克祥先生曾经多次强调在比较两个事物时要有可比性，而将1931～1937年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和1924～1929年比较恰恰缺乏可比性。人所共知，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已经开始，“八·一三”淞沪抗战已经开打，华北、江南已大部沦陷。年底，日军攻占南京，在这期间，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而1924～1929年间，虽然发生过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北伐战争，但其对全国农业的影响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学者大多是以1937年为界，来考察战前农业或战后农业的。我认为，这种方法是可取的，我们如果用1931～1936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和1924～1929年相比，就会发现结果大不相同。(www.xing528.com)

按照刘克祥先生的计算，1931～1937年的全国粮食作物平均总产量为292829万市担，^[18]但如按战前六年计算，则全国粮食作物平均总产量为296047万市担（战前6年全国粮食作物总产量的算术平均数）。

再从总人口数字和全国人口平均增长率来看，刘克祥先生选取了较高的数字。如1928～1929年全国人口数字有两个，一是4.45亿人，此数字是陈华寅根据1912年和1928年两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对1929年全国人口数的估计。^[19]二是424 906 746人，是王士达“采用某一两年度的统计作为基本，其余缺少数字的省、市政区则引用邻近的年度作补充”^[20]得出的。刘克祥先生都没有采用这两个数字，而是采用了更高的数字452 791 069人。^[21]而且刘克祥先生根据《统计月报》第2卷第9期陈长蘅文所估计的较高的全国人口平均年增长率7.8‰，计算出1931～1937年的全国总人口数，并得出了1931～1937年全国总人口平均数，然后结合1931～1937年全国主要作物平均总产量得出1931～1937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622斤的判断（参见表5）。

表5　全国主要农产品人均占有量统计　单位：市斤

资料来源：刘克祥. 1927～1937年农业生产与收成、产量研究. 近代史研究，2001（5）：108，表17.

但是，这个论断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我们引用王士达估计的1928～1929年度全国总人口数424 906 746人，并采用7.3‰的全国人口平均年增长率，^[22]得出1931～1936年全国总人口平均数，并与1931～1936年全国粮食平均总产量相比，结果则大不相同（参见表6）。

表6　全国主要农产品人均占有量估计　单位：市斤

按此计算，1931～1936年的人均粮食产量674斤与1924～1929年的669斤相比，反而超出5斤。

再从刘克祥先生给出的1924～1929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669斤来看，也不可靠。刘先生既没有给出历年的全国粮食作物总产量，也没有提供历年全国总人口数字，我们无从知道其资料来源，但若以许道夫先生计算的全国1924～1929年的稻、麦及杂粮产量254 947 400 000斤，^[23]加上大豆产量27 525 900 000斤，^[24]共为282 473 300 000斤，与刘先生计算的1924～1929年全国平均人口452 791 069人相比，1924～1929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应为623.85斤，而非669斤。而1931-1936年全国粮食作物总产量是296 047万市担，即使据刘先生提供的1931～1936年全国总人口计算，其平均数为468 943 671人，因此，1931～1936年的全国人均粮食产量应为631.31斤，尚比1924～1929年多7.46斤。

两种比较都说明，1931～1936年比1924～1929年，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不但没有下降，反而略有增长，这和我们后面对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分析和评价是一致的。因此，刘先生断言，同1924～1929年比较，1931～1937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下降率为9.3%，^[25]是不成立的。

何炳棣认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1927年间所有官方人口数字都是自欺欺人的”，并认为，1927～1949年间的官方人口总数“完全是揣测的，而不是普查得来的”。^[26]何炳棣这一观点已问世近40年之久，迄今仍未遭遇有力的挑战。姜涛在其《中国近代人口史》中持与何炳棣相同的观点，认为民国时期的多种全国户口统计数字“根本不能准确地反映出民国时期的人口变动”。^[27]因此，我们在采用民国时期人口统计数字和人口增长率时，必须格外谨慎和警惕。

因此，笔者提出，不宜把近代人均粮食产量与古代和前近代进行比较，一是因为这会忽视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副业、手工业的发展；二是因为古代、前近代和近代全国人口数字多不可靠，需要我们更加谨慎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