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说过，“经济史研究考察的经济历史进程应该是时空的结合，这就需要在时间上进行纵向比较，探讨事物发展的趋势，而不能够就本时间点论本时间点，即所依据的是缺乏时间走向的材料”。[10]看来，这样说还不够，应该加以补充。
纵向比较分为短时段的比较和长时段的比较。短时段的比较只能说明短时期的现状，但是，它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说明事物发展的趋势。而只有长时段的比较，才能呈现事物的长期趋势，表明事物前进的方向。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如刘克祥先生就曾利用1935年以前的资料，论证20世纪30年代中期“该地区（指华北——笔者）主要副业都呈现衰颓态势”。[11]殊不知这样做，忽略了1935年以后的大量资料，因而没有能看到1936年下半年和1937年上半年，近代华北农村中多种手工业都出现了新的高潮。[12]
无独有偶，夏明方先生也只是根据30年代中期以前的资料，得出了高阳织布业在抗战前走向衰落的结论。[13]而恰恰有大量1932年以后的资料见证了高阳布业的兴衰，使高阳布业的第三次兴起成了学者的共识。如刘佛丁、陈争平写道：“1934～1937年抗战爆发前是高阳织布业第三次兴盛时期。由于农业丰收和法币政策的实行，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购买力提高。又由于抵制日货运动的推动，使高阳布，特别是人造丝布供不应求。各布线庄扩大经营范围，开辟了新的市场。在生产上高阳织户注意扬长避短，根据市场需要，更新花色品种，产品质量也有比较明显的提高。”[14]丁世洵也指出：“布匹滞销，营业赔累，是1933年以前高阳织布业衰落的主要现象之一，而在第三次兴盛时期则完全不同了。据有的布线庄的老商人谈，当时麻布求过于供，在高阳城里的集上收买现货，简直是‘挨不上个’，就是‘撒机子’定货，也感觉时间上太迟，而各地的‘外庄’又纷纷发来催促发货的函电，因此就派人在天津、大连等地购买白坯布，运回高阳进行染整后出售。还有的布线庄在天津买坯布（棉布）就地加工染色，贴上自己的‘牌子’，作为高阳布，成火车皮地发往外地。高阳的染厂一向是承染外活，或者是收买坯布加工出售，自己是不‘撒机子’的，可是在色布畅销的情况下，规模较大的同和工厂，从1936年起也开始经营起撒线收布的生意。一些‘织卖货’的老织户回忆那时的情况说，布织出来以后，有时用不着到集上去卖，布线庄就派人到村里来收了，不但给价比较大，而且也不怎么挑剔。各布线庄在衰落时期已经撤销的‘外庄’，这时大都又重新设立，同时还在西南的西康、云南、贵州等省的城市，开辟新的市场。高阳布不但畅销，而且盈利优厚，甚至超过贩运洋货。”[15](www.xing528.com)
《高阳织布业简史》也提出：“高阳布业第三次兴盛始于1934年，终止于1937年芦沟桥事变。当世界经济危机引起的市场萧条、产品滞销等不利条件向高阳布业袭来时，高阳布业不仅承受住了这一压力，而且积极在布匹的质量和花样品种方面开拓新路，使高阳布业得以获得繁荣的转机。这一时期的突出表现是：织机增加，企业兴旺。”[16]
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列举了1932年后高阳织布业兴盛的情况，意在说明，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的确造成了农村副业和手工业的暂时衰退，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得出结论：农村副业和手工业从此衰亡。事实上，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结束，农村副业和手工业凭着顽强的生命力，渐次恢复和发展，农村副业和手工业产品的出口也逐渐恢复，农村副业和手工业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同时，我们还想提醒：对于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必须放在长时段的历史时期考察，否则只进行短时段研究，就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此，短时段的比较和长时段的比较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历史的本质和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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