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全面看待近代中国农村经济，首先要有统一标准，这就像我们量衣服一样，使用的尺子不同，量出的长短不同。比如对于恩格尔系数，我曾认为对于研究近代中国农民生活不适用。多年前，我在专著《转型期的华北农村社会》中指出：“恩格尔系数只是表明消费水平发展的一种长期趋势，我们不能完全依据恩格尔系数分析中国农户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第469页）可是，不幸的是，至今仍有人把恩格尔系数奉为圭臬，把它作为确定近代中国农民贫困程度的唯一标准。
李金铮先生认为，恩格尔系数是“衡量历史与当今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依此标准衡量定县34家、123家和20家的消费水平，“34家的消费水平为绝对贫困型，123家也为绝对贫困型，20家更属绝对贫困型。由此观之，尽管农家收入有所增加，但并没有改变农民生活的绝对贫困状态”。[1]（参见表1）
表1 定县34家、123家、20家恩格尔系数比较 单位：银元
资料来源：（1）李景汉.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304～305，164表。
（2）何延铮. 三十年代初期河北定县一百二十三户生活水平调查. 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77～84.
（3）杜修昌. 农家经济分析：1936年我国四个地区177农家记账研究报告. 国家统计局，1985： 52，77表。
李金铮先生仅仅根据恩格尔系数高低，即断定定县34家、123家和20家都是绝对贫困型，是欠妥的。
关于34家和123家的情况，恕不多赘。[2]对于20家的情况，由于知者较少，还要再啰嗦几句。
1936年，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杜修昌负责农家记账研究课题，选择南京上下伍旗、余粮庄，浙江萧山湘湖和河北定县试行。南方的浙江萧山湘湖，农业经营规模较小，而且佃农多；北方的河北定县，农业经营规模较大，而且自耕农多。至于南京的上下伍旗和余粮庄则介乎二者之间。因此，1936年的记账地区，包括江苏南京、浙江萧山及河北定县三省四个地区177户农家，在经营规模和地权形态上，有一定的代表性。河北定县由于邀请了平教会熟悉农村工作和农村调查的人进行指导，统计口径和此前的调查基本一致（参见表2）。
表2 我国四个地区农家经济状况（1936年） 单位：银元(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杜修昌：农家经济分析：1936年我国四个地区177农家记账研究报告. 国家统计局，1985：第8页第21表，第10页第23表，第49页第70表，第59页第90表。
② 奇怪的是，李金铮将定县20家收入与定县其他地区进行比较，在其他地区都是平均总收入时，却将20家用平均所得比较，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按照统计学常识，不同项目是不能进行比较的，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是否嫌20家平均总收入数额太大了，需要调整呢？见李金铮.收入增长与结构性贫困：近代冀中定县农家生活的量化分析.近代史研究，2010（4）：106，表1.
由上表可见，20家平均净财产为2 613.660元，平均总收入为656.329元，平均农家所得（总收入减去经营费）为547.429元，平均盈余为283.562元。
李金铮先生曾在文中举出当时学者提出的家庭贫困线的标准，有150、187、200、292、329元之说，现以其最高线329元为标准，[3]则20家平均所得（即人均纯收入）547.429元，已经是其最高线329元的1.66倍。其实，即使123家，平均总收入为440.79元，[4]如经营费按照20家的水平，至多不过百余元，其平均所得，也超过了这一最高标准。
我想，绝不能把拥有这样高的平均总收入和平均纯收入的农户家庭，视为绝对贫困户，况且，就是把他们的平均所得（即人均纯收入）按每银元等于35元人民币的低价折合，[5]也早超过了我国2011年公布的人均纯收入1500元的贫困线。定县20户早已脱贫，却硬要将其归入绝对贫困户，恐怕他们自己知道了，也要大呼冤枉。
可见，看农户是不是绝对贫困型，不能只看恩格尔系数高低，还是要看收入。恩格尔系数只是一个参考指标，它只是表明消费水平发展的一种长期趋势，而在短时期内，当农民生活有所改善的时候，农民会加大对食品的支出。因此在这时把恩格尔系数作为划分绝对贫困型、勉强度日型、小康型、富裕型农家的标准是会南辕北辙的。[6]
定县20家农户调查颇显20世纪30年代中期农村兴旺景象，与有些学者哀鸿遍野的描述大相径庭，使我在列举其数据时多少有些忐忑不安。幸好这20家平均占有耕地仅28.96亩，其中只有2家占地40亩以上，并且调查者声言：“记帐农家，大都均属小农”，[7]但我仍希望其千万不要是地主、富农，以使我既逃“富裕（地主、富农）拉升”之讥，[8]又免“掩盖农户间收支阶级差别”之罪，[9]获保首领、屁股以归。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