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整体史观与中国农村经济的近代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郑起东

自21世纪初开展近代中国农村经济讨论以来，已有很大进展。尤其近年以来，学术思想的解放、研究方法的改进、调查资料的发掘，使得研究进一步深入。其中李金铮、莫曰达诸先生功不可没。李金铮对定县经济的研究拓展了近代农村经济微观研究的领域，莫曰达对全国农村经济的研究扩大了近代农村经济宏观研究的视野。但是，应当承认，深入的、全面的、综合的对于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只是刚刚开始，在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解决。首先，仍然存在着理论和方法的差异。有的学者用历史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史，有的学者用社会学的方法，有的学者用经济学的方法，还有的学者三者兼而用之。应该说，这三种方法都是研究经济史不可或缺的，但在研究中难免会出现理论、观点和方法的碰撞，需要今后进一步加强理论磨合和实证切磋。其次，还有大量的近代农村经济资料尚未被利用，而已被利用的资料则由于解读不同而产生了一些歧义。对于国民政府农情所的调查、卜凯调查都存在以上情况。因此学者们不仅在近代农业是否有所发展，农民生活是否有所改善以及近代地权的发展趋势是集中还是分散，地租率是向高还是向低等重大问题上达不成一致意见，就是在近代耕地数量、近代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产量上也没有共同认知。虽然学术研究的原则是求异存同，然而解决这些问题仍旧是我们努力的方向。(www.xing528.com)

我们认为，对于近代以来，尤其抗日战争前的华北乃至全国的农村经济仍然存在低估的倾向，其原因是缺乏整体史观的认识，没有能把区域研究和全国研究结合起来，把短时段的研究和长时段的研究结合起来，把个别研究和综合研究结合起来。同时，在研究农民贫困程度时，仍然把恩格尔系数作为唯一标准；在研究农村经济兴衰时，仍然把短时段的资料作为评判依据；在研究农业生产力时，仍然把劳动生产率作为唯一指标。因而，不能对近代中国农村经济进行合理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