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农经济的现状与未来转型

1. 有一种看法，承认中国手工业在近代并非如固有观点所认为的，在西方势力侵入后不可阻挡地直线衰亡下去，而是发生了若干新变化。 但是他们认为，这种变化“不足为训”，不值得过分看重、强调或有多大价值，因为从西方诸国现代化的经历看，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是必然规律，原有的旧事物的消亡总有一个过程，甚至可能要经过数十至近百年时间，才会被新生产方式所取代。

这种看上去颇有道理、也可能确实是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史中出现过的现象，能够得到不少认同，是不奇怪的。但是，作为探讨国情制约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律，特别是从所谓“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重大历史变化时代的规律，上述看法，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加以评论，至少是不足取的。因为：探讨如中国这样的世上唯一延续数千年文明不断的大国的历史发展特点，最根本的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变化——历史的和时代的——出发，才有可能进行。那种简单化的看法，即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为蓝图，认为这是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都一定要遵循的“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实在与多年来在世界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取得的认真的而不是意识形态性质的成果相去甚远。如果一定要与某些“先进国家”进行历史比较，那么，第一个需要明确的就是，中华文明从发源开始，直到近代，为什么会形成一种基本稳固的农业文明，而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海洋文明、商业文明有何重大区别？在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后，“西方诸国”向资本主义转型时期的许多基本特点，与它们的古代社会经济状况有何种联系？与自身文明所产生的社会土壤和国情有何联系？又与它们在转型时期的国际关系有何种联系？这种联系的特点与性质，与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相同和不同之处是什么？只有大致明了这些基本问题后，才可能有说服力地进行中国与西方的“转型比较”。

2. 更重要的是，中国近代过渡时期的历史绝非仅仅是已经消失的过去。它不但对理解当时中国是必需的，而且对理解当代中国和预见未来中国都是必需的，因为它充分反映了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所谓中国国情，有长期、中期和短期之别。我们这里强调的是长期国情。它是影响中华文明历史变化的，起基本和长期作用的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即它不但影响了中国历经千万年的古代社会，也影响了中国百余年的近代社会，还在继续影响中国的今天（例如家庭承包责任制）；不但会影响中国的今天，也将影响中国的明天。这对于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处于“过渡”“转型”阶段的中国，尤须注意。

近代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受到外来资本主义影响发生重大变化时期，中国古代固有的基本规律，它的“正”“负”两面特征，是在这个时期因受到重大冲击而充分显现，外来势力在与中国本土的搏击中，也发生了重大变异，其为何发生种种变异？这种变异与中国本土国情有何关联？也在近代过渡时期充分暴露和体现。不高度注意近代时期的种种变化特征，就不可能对中国古代国情和发生巨变的近代中国国情有起码的了解。

3. 充分注意中国历史进程的特点，研究其发展所特有的规律，并不是完全否定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存在某种普遍性的规律。不过迄今为止，这种普遍的共同规律究竟是什么？是如何体现的？并没有一个能够在学术上令多数人信服的答案，实在需要进一步讨论。而要认识这样一个普遍规律，只有从处于不同国情土壤环境中的各个国家的历史、现状和今后的发展趋势的特点中总结和综合分析才有可能。^[30]总不能在没有确切认清这种普遍规律之前，就先入为主地硬行臆造出一个，而且一概抹煞各国特点，强行将各个国家的发展轨迹都纳入这个普遍规律之中，恰如以前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那样，将中国历史发展纳入“人类五阶段”发展程序中，且认为社会主义阶段就是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共产主义是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结果造成了极其巨大的历史悲剧。^[31]

至于说到以小农经济为核心的“传统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性问题，个人以为这是一个不成为问题的问题或可曰“伪问题”。任何社会经济形态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中产生的，都是人类与自然、人与人、人类自身状况变化的产物，都不能不变。过去的传统会变，今天的现代也会变，关键是变化的形式、道路和方向。而这无一不取决于各个民族、文化的不同，历史土壤和时代条件的不同。

要研究转型问题，对于有数千年农业文明的中国而言，搞清楚农业社会与现代工商业经济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基础工作，其中包括如何认识两者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对此学界的研究远远不够。在此状况下，相对地评论小农经济的大小轻重的作用是研究的应有之意，但若暗含以西方式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为发展的“价值坐标”，将其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并以此衡量中国小农经济是否应该存在，应该存在多长“过渡期”，其“功过”如何，我认为并不适宜。

我个人的认识是：

中国的国情和历史土壤决定了：

1. 中国是一个只能自己解决庞大人口吃饭所需要的粮食的大国，而不能主要依赖国外进口。

2. 中国是一个只能自己解决庞大人口就业的大国，而不能依赖向国外输出劳动力。

3. 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无论城市化的水平有多高，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农村人口都将达数亿，超过任何一个已经“现代化”国家的全部人口总和。

4. 中国发展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和能源是高度紧张的，中国要想达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其规模和总量将远非本国所能拥有的自然储备。与此同时，绝大部分生产与生活的废弃物和污染都会留在本土。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消费和生产，不但不可持续，在客观上也是不可能的。

5. 中国不可能主导国际市场。无论是主要原材料和能源的进口，还是产品的输出，至少从当前看，中国都不居于可控地位，而是受制于人。

上述特点迄今依然存在。因此，从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到最乐观的工业发展和国际贸易前景，中国都不是一个可以依赖国外资源解决国民基本生存问题的国家，仍然不能不以农业和农村为基础，不能不高度重视和妥善处理好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的相互关系，其中如何对待农民家庭经济可谓关键。

从鸦片战争以来的170余年的历史变化来看，截至20世纪80年代前14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全面推行后的30余年中，农业—农民—农村问题仍然是中国问题的重中之重，依然在证明这一点。^[32]

这里特别强调，重视中国传统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和当前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绝不意味着肯定传统中的消极、负面因素，不去对这些负面因素进行理论上的清算和实践中的改进。在思维逻辑上这完全是两码事。前者是客观存在，不可能以当代意识的好恶为转移，但正是为了有效推进当前的“现代化”，才必须极清醒地认清我们的立足基础，以充分利用传统积极因素的同时，又充分引进和借鉴世界先进理念，在顺应国情特点的基础上去改进传统中不合时代的甚至违反时代前进的积弊。在这一方面，近代乡村建设运动中晏阳初、梁漱溟的理论创新及其在河北定县、山东邹平等地的实践活动已再好不过地提供了例证。^[33]

还应该强调，正因为我们赞成用历史的方法看待和分析中国问题，所以不能把任何一种现象和特点看作永久性的“规律”。对待传统经济与现代化的关系之认识，毫无疑问也是如此。最重要的在于，一种现象及其理论认识，其产生的前提条件和制约环境是什么？这些条件和环境是否继续存在？还是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是局部的还是根本性的？这需要对此起前形成的理论作部分修正还是整体否定？

我个人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无疑较前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没有根本改变中华民族和国人的基本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有些方面的情况可能变得更坏，特别是总体的宏观上的资源、环境、国内的人均资源、就业、财富分配、可持续发展、社会公平等。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忽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基本生存保障与经济发展中诸多领域的良性循环、互补与相互支持，而这些，统统都离不开正确认识和处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国际学术界在研究“非原生”资本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型”过程时，对于它们基于历史文化和社会土壤差别所产生的种种特点有过极其重要的发现，很值得中国人学习和借鉴。这些发现，与古典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一样，堪称人类智慧的颠峰显现。可惜，却被淹没在几近意识形态化的主流经济学之中。这些智慧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之一，是恰亚诺夫的专著《农户机制》。

比较吴老与恰亚诺夫在小农经济研究方面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是很有意思的一项工作。尽管本文不能详尽论证（这不但需要在理论本身进行艰苦求索的远征，而且要深入把握产生理论的中、俄两国的社会经济历史环境），但两位大师在思想上有如此相通之处，笔者仍禁不住不揣冒昧，在个别方面极简要地尝试一下。以下我们将注意力集中于小农经济的特殊经营机制及在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影响方面。

恰亚诺夫在论及俄国与欧美等不同民族和社会的社会经济特点时，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有一很值得注意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家庭经济构成生产的主体阶段与家庭经济变得微不足道的阶段二者之间，国民经济的结构与功能（就价格确定、收入分布、生产区域等而言）是否存在某种关系？差别无疑是存在的。大量家庭农业生产部门，一般说来是被动地卷入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并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组织中心。一旦如此，家庭农场本身也开始以其经济行为的特殊性质影响资本主义的组织体系，并且，在某些方面这种影响很快便具有了决定性意义。换言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现阶段上，大部分工业与商业以使用雇佣劳动的经济组织形式为基础，而农业则有相当一部分以家庭农场组织形式为基础，因此，当代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两种类型的经济活动的影响”“就理论而言，从李嘉图直到今天，关于国民经济的种种研究一直以作为资本主义企业主，在雇佣劳动基础上从事经营的经济人的动机与经济预测为依据进行推论。然而事实表明，这种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并非都是资本主义企业主，而往往是家庭生产的组织者。因此，那种将经济人当作资本家、以其经营活动为依据的理论，显然是片面的，用它来认识具有复杂多样性的经济现实显然不堪胜任”。^[34]

吴老曾对自亚当·斯密迄今的西方经济学说进行过令人叹服的评介。指出：自李嘉图起，主流派经济学家强调抽象演绎法，不讲历史实证，从此经济学与经济史分道扬镳。^[35]

吴老认为，“迄今人类各种文明社会都是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资本论》是把各种非资本主义成分都抽象掉，这种研究方法不适用于本学科”“自耕农、手工业者和其他个体劳动者虽在上述‘封建经济’总称之内，却不是封建主义本质的东西。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的自耕农，他们一直数量巨大，在生产上有重要地位，在经济运行中受到特殊机制的作用”。^[36]

“‘经济人’的假设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是不完整的，研究迄今为止的中国经济史基本上不适用”。^[37]

更有意思的是两位大师对小农家庭经济在受到资本主义强大影响后的地位和发展前景的看法。

吴老在20世纪90年代至2004年间多次提到对小农经济性质和历史作用的重新认识问题，甚至说，“现在看来，农业与手工业密切结合的小农，能不能不分解，直接过渡为工农结合的现代化经济呢？那样最好，但恐怕不能”。我想，吴老此话的内涵，恐怕要联系他有关传统经济与现代化关系的整体论述来体会，方可以理解。这使我们想起恰亚诺夫的著名论点。恰亚诺夫认为，“农民农场作为一种生产组织类型，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从理论上说，它是多种经济制度的组成成分，它可以是自然经济的基础，可以是由农民农场和城市家庭手工业作坊构成的经济制度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封建经济的基础。当然，在不同的制度中其内在结构是有所区别的。在这些经济制度中，农民农场都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它会以不同的方式同其他社会阶级相联系”“我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农业中资本主义影响的增大与生产的集中发展，不一定如人们曾经预料的那样采取大地产的形成与发展形式，更可能的情况是，商业与金融资本主义会建立起对数量极多的农业生产组织的经济控制。而就农业生产过程而言，仍会一如既往地由小规模家庭劳动农场来完成，后者的内在组织方式则遵循劳动消费均衡原则，通过实行合作制，农村经济的相当部分将会融入社会化生产之中，它将表现为在所有的技术加工领域内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过程，亦即建设一个利用了全部农业科学与技术成果的新型农村”。^[38]

在相距80多年后，面对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社会，两位经济理论、经济史大师居然会产生如此相通的思想火花，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最后，本文以吴老的一句话作为结语，笔者认为它可以概括吴老关于传统经济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核心思想：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一个立足于本国大地、适应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39]

【注释】

[1]笔者注：本文所引用各先贤言论，务请读者查阅作者原文，以了解其完整含义。评价思想，最忌片面，但限于篇幅又难以全盘照录，何况原作者的思想也可能有前后变化，故上乘思想史分析应对原作者思想有整体把握。这可能是造成不同人会对原文理解产生歧意的重要原因。

[2]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97.

[3]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281.

[4]吴承明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322。

[5]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282.(www.xing528.com)

[6]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284.

[7]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5～16.

[8]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166.

[9]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165～166.

[10]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20.

[11]应该申明，对于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看法，吴老虽与徐新吾先生不尽一致，但这丝毫不抹煞他对徐老在经济史研究中重大贡献的高度评价。

[12]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279.

[13]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152.

[14]吴老对于“规律”持以特别谨慎的态度。他说，“鉴于发现和证明一项规律是很难的事，我主张在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多讲事实和经验，少讲规律。又规律过于概括，反不如说明事实和经验对人有用。至于用规律推导出事实或结论，更不可取”。本文所提的站在历史长时段所总结的规律，是指吴老归纳长期历史变化和基本事实而上升为理性的认识。这与吴老所“警惕”的规律是相反的。

[15]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0.

[16]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608～609.

[17]郑大华著.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61.

[18]梁漱溟全集（第五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991.

[19]原文载《晏阳初全集》第二卷第32页。因较长，此处主要引用了郑大华著《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38～139页对晏文之摘要。

[20]郑大华著.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书中十分详细地介绍了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对运动内容和领导人物的思想都有深入的分析，具有很高的开拓性学术价值。本文中诸多地方均受惠之，但笔者也并非完全同意郑大华对梁漱溟等的评价。
笔者相信，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民国时期晏阳初、梁漱溟、陶行之等乡村建设先贤的思想和实践努力，定会显现出其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性贡献的不朽意义。

[21]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149.

[22]方显廷，见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引言.商务印书馆，1936.

[23]吴承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吴承明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74～75.

[24]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76.

[25]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76.

[26]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95～107.

[27]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03.

[28]詹一之编.晏阳初文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25.

[29]吴承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吴承明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74～75.

[30]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迄今为止的各种“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作为“公理”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均不能令人释疑，因为人类在自己的发展中只走过了很有限的路程。其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数十万年的人类史中只有数百年时间。现在的所谓规律，至多作为对已经过去的历史的认识时才有参考作用，但历史是不能重复的。对于今天，特别对于未来的千千万万年的人类社会发展，没有什么学说可以先知先觉。只根据人类社会中极其有限的生存时间段中得出的认识，就将其定格和固定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而且将其作为统率当前一切工作的“指针”，难道还有比这更荒谬的事情吗？！

[31]不能否认，历史作为人文科学之一，难以避免史学家要受到时代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矛盾的各种影响，因此使每一时代的历史带有浓厚的“当代史”特点。虽然如此，上乘的学者应该将学术与政治和意识形态区分开来，首先将尊重史实放在最基本的位置上。

[32]理应对当代小农经济的现状详加论证，但限于时间和篇幅，以及个人研究的局限，本文只能放弃。这里最扼要地提一下：人们以为，我国粮食已连续9年丰收，在供给总量上似不成问题。但是，尽管在201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8950万吨（5895亿公斤），但全国粮食进口超过7200万吨，相当于每个中国人进口107斤粮食，是历史上进口最多的一年。与此同时，肉类进口增长同样迅速，猪肉从2008年由净出口转为净进口，进口量增长迅速。有学者指出，从2004年开始，9年期间，我国从农产品贸易顺差国转变为农产品贸易逆差国，并成为世界农产品贸易逆差大国，其速度转变之快，逆差金额之大，在世界上实属罕见。2012年，我国农产品出口额增长率为4%，进口额增长率为18.7%。从2003年至2012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从43070万吨增至58950万吨，年产量增长36.8%，但是同期粮食进口量增长217%，粮食缺口越来越大，我国粮食自给率下降至88%，突破了原定粮食自给率不低于90%的要求（翁鸣.重新审视农产品贸易大出大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6-5；北京青年报，2013-6-30）。
至于农民和农村社会经济的问题，可能较粮食和粮食安全问题更大，仅因“畸形城市化”带来的农村空心化、农民失地问题、农民家庭“破碎化”问题、农民工转化为真正意义的市民问题（至少拥有和市民一样的稳定就业及失业保障、住房、社会及医疗保险、受教育），等等，就引起层出不穷的社会冲突事件。这里还不谈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条件——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等，所有这些都不是所谓发展经济就能够自动解决的，对13亿人口、人均资源高度紧张的中国更不易解决。

[33]可详细参考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一卷，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詹一之编.晏阳初文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各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4]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222.

[35]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28.

[36]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218.

[37]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283.笔者又注：本文所引用各言论，务请读者查阅作者原文，以了解原文的完整含义。评价思想，最忌片面，但限于篇幅又难以全盘照录，何况原作者的思想也可能有前后变化，故上乘思想史分析应对原作者思想有整体把握。这可能是造成不同人对原文理解产生歧意的重要原因。

[38]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16～17.

[39]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