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分析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呈现出几个阶段。1979～1985年，表现为高经济增长，高生产率增长。这与相关文献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即与改革之前比较，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主要是全要素生产率由负变正所致。1986～1992年，短暂降低后迅速增长。1988年左右开始的以放、调、管相结合的价格等一系列改革举措的出台，经济增长出现了小幅波动。受此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也出现了一个微小的波谷，之后快速回升，并保持4%的增速。1992～2007年，表现为高经济增长，低生产率增长。效率改善变缓，技术进步下降。一方面，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过度投资形成的产能过剩，国内市场已经从短缺经济转化为过剩经济；另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在近年面临制度瓶颈，如政府治理成本过高，资本过度深化而人力资本投入不够等，阻碍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看，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有一定的差距。1979～1990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在地区间的差异并不明显，变动趋势也较为一致，地区间微弱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主要来自效率改善的不同，而地区间的技术进步在三大地区基本上是一致的。1990～2007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在经历了1990～1993年的一段波峰之后，总体趋于下降。在这期间，地区间的差异趋于明显，尤其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差额可以达到0.02～0.03。与前一阶段不同，全要素生产率在该阶段的差异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1992年以后，人力资本和货币资金大量涌入沿海地区。能源供应得以放松，进口原料也变得相对低廉，内陆地区作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原材料供应者的地位被降低。同时，在相同的优惠政策下，由于沿海地区具有较好的基础设施、产业基础和较强的吸收高新技术的能力，大多数FDI还是会选择东部沿海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初大放异彩的乡镇企业大部分也集中东部沿海地区，产业集聚带来的技术模仿和交流使得东部地区通过知识溢出和转移机制获取了大量新知识和新技术。以上种种原因造成了东部地区的技术进步略高于中西部地区。
进一步来说，本文对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的影响因子的分析表明，大学教育水平、研发支出和实际利用外资三个因子对全要素生产率项下的技术进步有显著的作用。而产业结构、政府行政费用支出两个因子对全要素项下的效率改善有显著作用。同时，截距项显示地区特征在技术进步或效率改善中也有显著作用，如广州和上海、贵州和甘肃等省份在截距项上的显著差异。
外资投入带来的技术溢出未被很好地吸收，外资投入对推动全要素生产率项下的技术进步效果不明显。东部地区集聚了中国大部分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时具有较强的人力资源，能够较好地融合和吸收外来技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由于本地技术与外来技术之间的差距过大，无法及时地吸收和模仿，技术外溢的效应是较为微弱的。
产业结构变迁在改革开放初期显现了效率改善的巨大效果，但随着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由制度改变释放出来的效率改进逐渐减小。由于第二和第三产业的资本深化速度过快，资本开始挤出劳动，甚至以劳动密集型占优势，能吸收大量劳动力的第三产业，其资本劳动比也在快速上升，对中国这个目前仍然以劳动力资源丰富作为竞争优势之一的国家来说，资本过度深化的直接后果就是降低就业率增长率，这不但不能改善效率，反而会增加失业人群损失的那部分产出。
部分地区的政府治理成本过高，从1990～2007年间，地方政府单位行政费用产出的GDP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政府治理成本不降反升也是导致效率改善降低的原因之一。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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