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市全要素生产率比较研究

上述2520个数据源构成了30个年份、28个对象、2个投入因子和1个产出因子的面板数据，符合软件DEAP 2.1对数据的要求，从而得到各省市各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数值和分解。限于篇幅，下文先给出以各省市为对象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值和分解，以及以年份为对象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值和分解值，从而可以在纵向的时间轴上和横向的地区轴上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进行分析。

各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沪广两地全要素生产率较高，但推动因素不尽相同。

表2给出了各个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值，与运用索罗模型的其他学者结果不同的是，本文得到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地区间的波动比较平滑。28个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30年间的均值为1.022，说明总体上全国各省市在规模经济性、要素的利用效率、技术的进步方面都获得了一定的提高。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大部分是由技术进步带动的，达到了1.3%的增速，这与吴（Wu，2002）的研究有一定的出入，吴（Wu）认为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各地区的经济效率具有极大的改善，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动力来源于效率改善的变动，技术进步却没有出现，这可能与时间截点的选择有关系，吴（Wu）选择的是1978年到1990年期间，这个时候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各种制度转型带来的成本较高，有可能对要素投入的选择产生不利影响，造成了技术进步不高。但随着1992年以后制度转型进入加速期，技术进步也随之提速。

表2　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

续表

其中，上海和广东的全要素生产率较高，分别达到了4.3%和4.5%的增速，但两个省份增长的原因却是截然不同的，上海依靠的主要是技术进步的提高，广东则主要依靠效率改善的增长。上海作为长三角经济集群的领先者，在外资引进过程中和高新人才引进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获得了一定的技术溢出效应和技术产出。而广东在深圳、东莞、佛山等一大批在改革开放政策中受惠的城市带动下，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通过将技术学习和模仿，追赶前沿生产曲线上的先进个体，获得了一定成功。

东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根据国家有关经济发展政策中的提法并参考其他学者对经济区域的划分，本文将28个省市自治区按照地理因素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www.xing528.com)

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特征，1990年以前差异不大，之后东部地区超越领先。从图4可以发现，1990年以前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不大，说明地区之间的赶超效应比较明显，效率改善指数较高。1978～1990年的十多年正值改革开放起步阶段，虽然政策对东部等沿海地区有一定的倾斜，但是规模报酬效应还未完全体现出来。1984年后，我国正式开始了实现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中西部地区这样主次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东部地区要比中西部地区的效率改善方面更加出色，在全要素生产率上即表现为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的绝对值要大。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差距在1990～1997年之间表现得尤为显著。1992年以后，全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普遍的下降，西部地区的下降趋势相对来说比较缓和，而东部和中部地区下降的斜率较大。1992～1994年之间，很多没有效率的投资受到了金融政策的鼓励，实际上大量的信贷被配置到了那些选择不当的项目上去了，这个资源配置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张军，2002）。

图4　各省市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的区域比较

效率改善的地区差异，西部地区提升较快，1990年后赶超并接近东部地区。从图5可以看出，1981～1985年期间，全国各地区的效率改善指数均进入了一个明显的上升通道，效率改善平均水平达到了6%左右。这5年当中农业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施行了4～5年时间，农业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的解放，农业产出水平呈现出全国范围内的普遍提升。这也说明了，当时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主要是依靠制度释放出的效率改善，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也尚未形成，区域间的效率改善相差不大。从1990年开始，地区之间的效率改善曲线由于政府梯度策略的贯彻和实施，各省市之间的效率改善情况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其中，东部地区的效率改善曲线一直处于较平稳的状态，并在1995年左右被中西部地区赶超，后者的增速超过前者2%～3%。由于效率改善又可以分为纯的效率改善和规模效应，说明中西部地区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达到了规模经济带来的效应，而东部地区则是由于规模经济效应已经达到或超过了临界点，进入了规模报酬递减的阶段。同时，效率改善曲线在1995年左右也普遍进入了一个下降的通道，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区域间结构趋同，造成了地区间生产能力的重复，区域竞争导致生产模式开始偏离比较优势（Young，2000）。效率改善下降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最佳实践省份”的增加（胡鞍钢、郑京海，2005），越来越多的省份加入到了前沿生产面上，导致追赶效应减少。

图5　各省市效率改善的区域比较

技术进步的地区差异，三大地区基本趋同。从图6可以看出，1979～1993年，全国的技术进步曲线匹配度相当高，三大地区的技术进步曲线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平均增速为3%～4%。尤其在改革开放初期阶段，地区间的发展差异主要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实现，真正依靠技术进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为少数，说明要素配置结构已不适应技术进步的需要，甚至成为阻碍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由要素密集性特征变革引起的中性技术进步对技术水平的提高有一定的作用，但整体上技术水平提高的并不明显。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与改善，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开始上升。相对农业来说，第二、第三产业采用的技术相对复杂，产品更新换代迅速，在不断吸收和淘汰技术产品中催生新的科技产品。在1994年，我国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实行金融、外贸、财税、国有企业、社会保障体制五大领域改革，旧的制度体系逐渐被打破，推动了新技术和新知识的开发与挖掘。东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开始加快，与中西部之间的技术差异也开始拉大，差距最大时可达到4%，原本的中性技术进步有了很大的提高。这说明要素配置进步显著，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初步成效，具有很大的潜力。同时，东部地区吸引了大批的高等人力资源，有利于输出新的技术和高科技产品，而其他地区的生产主要依靠附近省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其中大多数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对技术进步的直接影响较小。

图6　各省市技术进步的区域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