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转型与市场建设：未完成的双重任务

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与10年前相比，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与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出口来看，不仅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而且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某些有利条件，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低廉、环境要求宽松的优势已经明显弱化；从国内投资来看，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资源价格正在攀升，环境制约越来越大，产能过剩问题严重，房地产拉动难以为继，这些都使得经济发展成本明显上升，从而制约了投资效益提高，这已经从经济增长减速的趋势中得到证明。因此，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不得不靠“以人为本”的扩大内需和转变发展方式，而这两点都必须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前提，尤其是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最为关键。这也是2013年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原因。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历了35个年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但是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来看，任务仍然没有完成。

一方面，政府经济职能转变还没有实现，越位、缺位、错位问题还很多，在消除市场失灵的宏观经济调控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问题，转移支付的有效使用问题，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一致问题，国企的垄断问题。另一方面，市场建设还任重道远，市场诚信失范、秩序混乱、不公平竞争、价格扭曲等不市场不成熟的表现随处可见。对企业违法行为有效监管和消除负外部性的能力还很弱，主要是市场监管问题，企业的外部性（尤其是环境）、社会责任，以及政府的监管不到位。

2012年10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经济是否能够自动达到均衡发展？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是很难自动达到的，如果说在产业结构、区域发展、城乡差距等方面市场调节还能够比较有效的话，那么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方面则显得束手无策，甚至出现“马太效应”，必须靠政府这只“看的见手”来调控。

总结新中国成立64年来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不难发现：无论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成就，还是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都与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紧密相连，而这个关系并不是固定和一成不变的，它是动态的，因时、因地、因事、因发展水平而变动。

首先，就经济发展模式来说，中国必须对传统工业化或现代化的目标价值进行重新审视。近一个半世纪来，中国现代化道路，先后虽然经历了“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传统社会主义”与“市场社会主义”等四次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与实践，但始终都以学习西方、追赶西方的传统工业化为核心概念与实践逻辑；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出现，进而深刻地影响到人类当代及其后代的幸福生活，人们便不禁重新拷问以传统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目标价值。历史似乎向我们昭示：中国的现代化既不能绕过工业化阶段，又必须避免走传统工业化的老路；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既要通过加快发展逐步解决，更不能消极等待发展来解决。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必须充分考虑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走“绿色”与“和谐发展”的生态现代化之路。

其次，就经济社会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经济职能而言，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经济调节均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需。新中国成立64年来，经历了由一只政府“看得见的手”到政府与市场“双管齐下”，由集中资源配置、实行计划经济到“两只手”相互配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一方面，计划经济的破灭和出于对政府过度干预的担忧导致市场“迷信”盛行，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许多学者大力呼吁让政府回归到古典主义的“守夜人”角色中来；另一方面，“市场失灵”，特别是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又使人们对政府经济职能寄予厚望。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仿佛跷跷板的两头，要么此上彼下，要么此下彼上，难以协调和平衡，至今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对策的难题。但是，正如市场失灵并不必然导致政府过度干预，同样政府失灵也并非必然要求构建不受干预的市场。实际上，政府经济职能绝不是要不要权力或其大小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职能强化或弱化的问题，而是政府与市场职能如何正确分工、各就其位、准确定位和相互配合的问题，关键是政府管理职能既不“缺位”，也不“越位”，而应是全面落实“到位”的问题。(www.xing528.com)

最后，克服“政府失灵”，关键在于政治民主与科学决策。历史告诉我们，实现政府职能和发展方式转变，建立生态文明和“和谐社会”，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失灵”要求政府干预，而政府干预又同时面临“政府失灵”的危险，实际上，就世界范围来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遇到过双重“失灵”的问题。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政府失灵”的主要原因有三：（1）决策信息不完全和不及时；（2）政府机构和官员的自利动机；（3）难以预期的企业和居民对政府计划的反应。^[2]对此，信息化大大降低了民众广泛参与政府经济决策的成本，提高了及时性，同时民众的意见得到尊重就会与政府政策保持一致，民众充分参与并发表意见，政府官员手中的公共权力和私利动机也能得到了较好的监督和有力制约；这些恰恰是中国协商民主政治的内涵所在，也是决策科学化的基础性条件，因而也是克服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的关键因素。中国之所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用社会主义的“人民当家作主”性质，来克服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问题。2013年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出的“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即反映了这个思想。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极为错综复杂的环境和人力资源非常匮乏的条件下，带领中国人民经过64年的艰辛探索，终于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道路和基本制度，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一次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是可以与时俱进并有着巨大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不仅体现在其经济体制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可以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积极作用，可以有机地融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并获得共赢，而且还体现在它所具有的强大经济发展动力和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力上。

【注释】

[1]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1985年1月1日。

[2]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503～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