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国家资本的兴衰历程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的入侵，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脱出了常轨，进入了一个剧烈变化的时期，封建的社会经济结构加速解体，逐渐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结构转型。在外国先进生产力的作用下，中国传统的封建经济结构未完成其向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过渡，便进入了近代机器工业的创建时期，作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关系三种基本形态的外国资本、国家资本以及民族资本也先后产生和发展。

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关系的三种基本形态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无疑是外国资本。鸦片战争前后，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尚无足够的竞争能力，外国资本对中国的侵略以走私鸦片、贩卖苦力、军火贸易、房地产投机和战争掠夺为主要内容，商品输出并不占重要地位，资本输出当然更谈不上，基本上是一种原始积累性质的殖民掠夺。及至19世纪60年代，由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的完成和机器的普遍使用，商品生产成本不断降低，竞争能力加强，同时也由于不平等条约的作用，中国国内市场发生变化，外国商品对华输出迅速增加。外国资本纷纷在中国设立各种洋行，通过买办的商业网，垄断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并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中国的国内市场。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甲午战争标志着外国资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进入了资本输出时期。其后，外国产业托拉斯和财团资本开始在中国进行大量产业投资，逐渐在交通运输、资源和能源开发等基础工业部门以及纺织等主导工业部门居于垄断地位。同时，帝国主义列强还以政府借款形式不断扩大资本输出的规模，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和重要的经济命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膨胀最迅速的是外国资本，而本国资本的发展则相对缓慢。外国资本作为一种外来的经济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但外国资本的主体是在对华经济侵略活动中积累起来的，它的扩张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当然，决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前途的是内因，根本问题还在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内部的变化。

中国近代国家资本和民族资本与鸦片战争以前的资本主义萌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例如，中国民族资本主要是继承资本主义的民间工场手工业发展而来的。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商品的倾销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发展，但这种破坏主要表现在农民家庭手工业性质的棉纺织业。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16]一书考察，中国三十二个传统的手工行业，鸦片战争后衰落的有七个，继续维持的有十个，有较大发展并向机器工业过渡的有十五个，清代前期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几个行业中，只有踹布和刨烟丝两业为外国商品所替代，其余都维持下来，并有九个向机器工业过渡，这是民间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主流。关于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发展过程以及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学界论述甚多，不再赘述，下面我们要着重说明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别具特色的近代国家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以及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引伸出来的概念。资本主义从自由阶段进入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各种固有矛盾不是消失或缓和了，而是空前地尖锐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垄断组织依靠自身的经济力量已经难以维持其垄断统治地位，私人资本占有形式也越来越不能容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垄断资本要求直接利用国家机器来维护它的统治，加强对国内外劳动者的剥削和掠夺。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17]一般垄断资本主义逐渐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国家这个“理想的总资本家”，通过国有经济的建立和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全面干预，使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有利于垄断资本，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延缓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落。总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是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各种固有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危机不断加深的必然结果，是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社会矛盾，拓展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国家干预和调节能力的不断加强，是制度趋于成熟的标志，这一点与中国地主制经济制度的发展何其相似。

很显然，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有其独特的产生背景和发展过程，我们应该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广义概念上去理解和分析它。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在生产集中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不是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的产物，而恰恰是生产分散、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的产物。溯其源，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已产生，它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向资本主义转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因此，我们不能把中国国家资本在其初级形态的基本特征简单地归结为垄断。近代国家资本的产生乃是由于外国资本的入侵加剧社会经济结构的分解和动荡，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清政府不得不“师夷长技”，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方法，大力投资和创建近代企业，以求增强军事和经济力量，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史称“洋务运动”。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洋务派近代企业系由已是国家资本主义初始形态的官营工业转化而来，创建者本意在维护旧的经济结构，但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突破封建的生产关系，洋务派近代企业的发展导致了封建官营工业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全面过渡。不论是清政府举办的民用工业，还是它举办的军事工业，其占取无酬劳动的形式是相同的，都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它们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态。

洋务派近代企业不是生产的集中，实在只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里一种相对集中的生产，其封建性质自不待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须依赖外国资本，但这种初级形态不完备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多少具有与外国资本抗衡、抵御其入侵的性质。从历史的观点看，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在其转型过程中首先产生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这也具有某种必然性。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并非由工场手工业时期过渡而来，它的出现不是生产力在某些主导部门取得突破的结果，而是西方先进生产力引进和移植的结果，这种引进和移植首先是满足“自强”的需要，它必然从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开始。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资本原始积累过程非常缓慢，大量的剩余产品以赋税形式为国家所占有，民间资本是没有力量独立兴建以重工业为主的近代企业的，而且国防本国家之责，从重工业开始的近代企业的创建当然只能由清政府来承担，至于它能否承担这一责任那是另一个问题。事实上，由于清政府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纳入旧的封建体制，加上主办官员的腐败无能，洋务派企业大多经营不善、较少成效，没有形成具有规模的资本积累，也未能有力地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

就国家资本主义的产生来说，日本和中国颇有共同之处（当然，两国经济结构有差异，中国早有官营工业的传统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渊源，其近代国家资本产生固然早，惰性也大），尽管二者的发展结果是大相径庭的。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和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境遇类似，19世纪70年代日本为求自强也首先由国家创办了第一批近代企业，80年代以后政府陆续把军事工业以外的一些国有企业出让给私人，以促进和扶植民间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也一直保持着可观的增长。甲午战争以后，为适应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日本国有经济始终保持着迅速的增长，20世纪30～40年代建立了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全面统治，可以说日本的资本主义是在国家资本带动下和对外侵略中发展起来的。

看来，在中国和日本这类外国资本入侵前本国资本主义关系已有一定程度发展的国家，由于外国先进生产力的影响首先产生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偶然的，中国和日本国家资本主义的产生不仅早于西方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甚至也早于西方的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它只是中国这类国家原有经济结构转化过程中的必然选择。那种把中国国家资本主义视作不发达国家国家资本主义原型、认为是受世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影响而产生和发展的说法恐怕是失之偏颇的。

甲午战争以后，孱弱腐败的封建政权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根本不能承担领导社会经济发展的责任。辛亥革命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推翻了满清政府，证明了帝国主义终究不能任意支配中国的命运，但它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政权转到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北洋军阀手中，其后国家资本的买办性质日益加强，愈来愈成为外国资本的附庸。北洋政府时期，国家资本仍然有所发展，官商合办和官助商办是其主要形式，与此相应，亦官亦商的官僚资本也已初具形态和规模。(www.xing528.com)

恩格斯指出：“与所有其他曾经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相比，资产阶级的特点正是在于：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转折点，经过这个转折点之后，它的威力手段每进一步的增加，从而首先是它的资本的每进一步的增加，只是使它愈来愈没有能力进行政治统治。站在大资产阶级背后的是无产阶级。”^[18]“五四”运动标志了这个根本的转折。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十月革命的胜利把社会主义道路展示在中国人民面前，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使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加紧勾结和合作，企图强化其联合统治镇压人民革命运动，企图以对社会经济的全面控制和垄断挽救旧制度的覆灭，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的形成和膨胀就是他们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的重大努力。同样是一次选择。国民党垄断资本的产生主要不是针对帝国主义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抗日因素），而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对立物。国民党政权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的政治和经济主张，背离了孙中山先生设想的发展道路，改变了孙中山先生关于发达国家资本的初衷。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是中国产业不发达的产物，而它的膨胀则又窒息了产业的发展；它既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不得发展的结果，又是中国社会经济不得发展的原因。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和膨胀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真正具有规模的原始积累过程，它所进行的积聚和掠夺使中国人民承受了极大的痛苦，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各个阶层都受到伤害，尤其是抗战胜利以后，腐败和投机横行，通货恶性膨胀，社会生产力特别是农业和中小工业遭到严重摧残，经济逐步走向崩溃。

过去，我们将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也称为官僚资本。据实考察，二者应该加以区分。客观地说，国民党国家资本在发展经济、支持抗战方面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在这些机构服务的广大员工所做的贡献也是应该肯定的，不能将国民党的失败简单地归咎于国家资本的存在。而严重危害国家、社会和百姓的是真正的官僚资本，它是权力和资本相结合的产物，是国民党政权腐败的产物，以孔宋为代表的豪门资本以及大大小小的豪强资本成了国民党政权的恶性肿瘤，这是一种最恶的资本形态，而且发展到了极致。不过，责任最终只能由国民党政权和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承担。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国民党政权是亡于腐败。

以上我们说明的是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向资本主义转化的一面，特别是着重说明了国家垄断资本膨胀发展的过程。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并不高，在整个社会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较小，中国的封建经济体系继续坚韧地维持着。其根本原因仍在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结构的独有特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农村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特征的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国内市场有所扩大，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主要表现为农民家庭手工业的衰落和商品性农业有所发展，而作为封建经济结构基本要素的土地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地主阶级仍然保持着对农村的封建统治。中国农村自然经济解体的加速主要是外国商品大量入侵引起的。由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坚固性和它一定程度上能容纳较高水平生产力的弹性作用，外国资本入侵和瓦解这个经济结构在客观上具有极大的困难，不过外国资本发现利用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进行寄生性剥削却有很大的便利。因此，它们不是以摧毁封建经济结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为目标，而是以勾结中国的官僚、封建势力，培植买办，利用原有的商业高利贷网剥削中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其支配中国市场、扩大经济侵略活动的基本手段，即使是在外国资本侵略活动的资本输出时期，这一手段也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至于带有浓厚封建性的国家资本，它本来就和地主经济互相依存，当然更是竭力维护腐朽的封建制度。正如列宁所说，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决定于政权的性质。从清政府到国民党政府，从洋务派企业到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封建经济的主体始终不曾受到触动，这里资本和封建经济的对立已为国家资本的半封建性质所化解，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维持和延续主要得力于国家政权的保护和国家资本与之密切的结合。民族资本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关系中最具有积极意义的一种资本形态，但中国的民族资本从来也没有成为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它一方面依附于外国资本和国家资本，另一方面它和封建经济联系的纽带仍然相当牢固。民族资本与封建经济之间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利害共通的一面，而后者是主要的方面，民族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封建势力和封建剥削网从事经营活动的，地主、资本家，二者也往往是兼而为之的。这里，我们把民族资本和国家资本并列在一起说明，绝不是要抹杀二者之间的区别，也不是否定民族资本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过，就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可能性来说，其反封建的一面要远逊于反帝的一面），只是为了强调民族资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中的依附地位，它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并不能代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这一点它和国家资本是共同的；唯其如此，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而只能成为革命力量可以争取的同盟军。

总之，外国资本、本国资本和封建经济三位一体，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最根本的特征，它说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极为脆弱的基础之上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资本主义关系的扩大虽然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但由于农村封建制度的延续，农民被迫力求自给，这种解体过程总的说来是非常缓慢的，直至全国解放，中国农村的经济结构和生产结构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继续保持着封建的半自然经济状态，市场的扩大很有限，在20世纪30～40年代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市场是不断呈现萎缩趋势的。另一方面，由于封建经济制度的存在，自然经济的解体并没有为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开辟道路，而是造成了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破产，造成农村金融的枯竭和农民购买力的不断降低，这也正是中国这样一个以农民为主要居民的国家国内市场难以扩展、并不发达的资本主义还每每遭遇市场危机的根本原因。同时，农民经济地位的日益恶化和极端贫困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准备了充分的条件，破产的农民不能为资本主义大生产所吸收，而是作为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这种外国资本、本国资本和封建经济三位一体的经济结构，有利于帝国主义的经济扩张和对中国的政治控制，而不利于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民族资本，外有帝国主义的压迫，内有国家资本和封建经济的阻遏，其发展更为艰难。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彻底崩溃的事实说明，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甲午战争是一个分界线。一方面，它表明在帝国主义时代，随着殖民地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失去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外部条件，已经不可能正常地、独立地发展到资本主义。另一方面，甲午战争以后，外国资本、本国资本和封建经济三位一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逐渐凝固化，失去了自身调节的能力，无论何种资本，都不具有打破封建经济结构的力量，无论是国家资本，还是民族资本，都不能承担摆脱帝国主义控制和压迫的任务，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

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和膨胀只是进一步加剧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这种生产方式的崩溃是必然的，它所集中的巨大的生产力恰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向社会主义新中国过渡的必由之路。要使中国社会经济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要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就必须从外部打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结构，这个任务只能由无产阶级来担当。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能够救中国，历史的结论就是如此。这是一次根本性的制度选择，中国国家资本的发展由此进入了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