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农村物价波动的原因分析

如前所述，农村物价变动实际上就是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的物价变动，影响农村物价变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人口因素、货币因素、粮食生产率及生产成本因素及其他因素等。以下将逐一分析这些因素对物价的影响，寻找导致近代农村物价变动趋势的根本原因。

（1）人口因素

按照经济学最普通的资源配置原理，人口、耕地与粮食价格的关系通常是：当人口增加速度超过了耕地面积扩大的速度，会直接导致人均耕地面积下降、粮食需求增加；在粮食产出不变，即单位面积产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会引致粮食价格上涨。也就是说，在农业生产力水平没相应提高，种植的作物品种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人口的骤增与耕地近乎停滞性增长的矛盾必然表现为粮食供需紧张，表现出粮价的持续性增长。

虽然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国家的入侵，中国的传统经济受到冲击，中国传统经济开始解体、现代经济的产生都是在19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所以我们对中国近代经济的考察始于19世纪80年代。在我们研究的这一时段，人口和耕地的统计有很多种。但是据笔者以前的研究，清代中国即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200年间耕地面积扩大了1倍，但是人口的增长速度更快，增长了2.28倍，结果到19世纪中叶，人均耕地面积下降了约40%。^[11]这一时期耕地面积的扩大与清晚期对东北等地开发的解禁有直接的关系，当然这一时期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一部分人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如果按照农业从业人口计算耕地面积，会更高一些。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笔者见到的比较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研究当推美国学者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和中国学者吴承明的研究成果。珀金斯（Dwight H．Perkins）是较早对中国农业经济进行系统研究的外国学者，他对这一时期中国的耕地（他定义为：所有种植作物的土地）和人口做出过估计。^[12]吴承明先生也曾对相同时期的中国耕地和人口进行过研究，并做出了相应的估计。^[13]笔者在他们估计的基础上计算出同期人均耕地面积，整理为表3。

表3　珀金斯、吴承明对中国近代人口和耕地的估计

资料来源：珀金斯著. 宋海文，等译. 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5.
耕地的估计误差为±50百万亩，人口的估计误差为±25百万人。《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
*笔者根据珀金斯和吴承明估计的耕地面积和人口数推算。

20世纪80年代末彭南生也对这一时期的人口与耕地作了研究。^[14]虽然他选择的具体年份、使用的材料不一，推算结果的具体数字也不尽相同，但都反映出近代中国人均耕地面积是一种下降的趋势。因此，人地比例关系恶化，人均耕地面积降低，是造成中国近代农产品价格上涨趋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2）粮食生产率及生产成本因素

粮食是人们生活的不可替代的必需品，在一定时期内（撇开人口因素）需求弹性较小。同时我们知道，一般商品法则从量的规定性来说，其需求的弹性较大，定性只是一种假象。而粮食这种商品则相反，有极强的需求定量性，其需求量不能随着市场价格而作出相应变化。相对于粮食需求量而言，粮食的供应则随着生产和价格变动而富有极大弹性，因为粮食生产的特点是受自然变化影响大且生产周期长，生产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市场供应量的多少，同时市场价格高低对粮食生产者和粮商影响较大：价格上涨时，便猛向市场抛投粮食，而当价格下跌时，便囤积不卖，待价而沽。从总的粮价变动与供需关系看，粮食供应的弹性大和粮食需求的弹性小必然导致粮食价格的持续性增长。价格的形成取决于凝结于商品中的价值量，而价值量则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即在一定的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强度下，生产某一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这就使我们必须来探讨近代粮食生产率的问题。

从近代整个农业生产力发展看，粮食生产能力尽管有一定提高，但主要是以耕地面积一定程度的扩大和高产作物的推广与普及获得的，属于外延性的增长，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极为缓慢。清朝自雍正以后，随着可垦荒地减少，农业生产的发展一般地表现为密集的劳动投入和精耕细作程度加深，小农以不惜浪费其家庭成员的劳动力、牺牲其牲畜体质的可怜办法，在十分有限的耕地上集约投资经营。这就涉及农业生产中的一般规律——报酬递减法则，即在技术构成不变情况下，对有限耕地连续追加投资，超过其所需最佳标准量时，相对于投入而言便会产生报酬下降或边际效益趋于零。(www.xing528.com)

我们认为，在近代粮食生产中，在生产工具、技术、品种改良及肥料水利设施诸方面都没有大的改进和提高的前提下，随着劳动量投入的增加，这种低层次的集约经营是存在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问题的。报酬递减的产生势必提高生产每一单位粮食所需的成本，而粮食价格的形成最终则是以生产成本的高低为基础的。同时，随着人口增长，越来越多的荒地纳入耕垦之列。随着优中等耕地的开垦殆尽，大量属于不毛之地的劣等土地必然被不断垦耕。尽管这种劣等耕地所需要投入的资金和劳动量大大超过优中等耕地，却得不到同等于优中等耕地的经济效益。用开垦劣等土地的办法来增加粮食总生产能力，必然会增加生产单位面积产品的价值量。而粮食价格的形成，则必须在原则上以劣等耕地生产的粮食价值和成本作为基础，否则下等耕地将不能维持再生产。由此看来，粮食价格随着生产粮食成本的增加而持续性上涨是有一定根据的。

（3）货币因素

粮食价格变动的长期趋势，始终要受到货币购买力的影响。笔者认为，造成近代中国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是：货币价值量下降，也即货币供应量增长的结果。中国近代粮食价格是由货币——白银来表示的，白银流通量及购买力的变化会直接影响粮价变动。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在这里就必须从货币本身和商品价值本身来考虑。清朝实行银铜平行本位制，铜钱与白银相权而行，二者均为法定货币，都具备无限法偿资格。但实际上，清代市场上大宗交易基本以白银流通为主，我们所看到的有关清代粮食价格计算材料，大多都以白银来计算，即使在零售市场上用铜钱表示，但在奏呈皇帝时也必折算为银两，这样，白银流通量的多少就直接影响到粮食价格。

众所周知，工业化先驱的英国从1816年开始率先实行金本位制度。19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相继放弃银本位制度，改行金本位，只有中国继续实行银本位。到1935年的币制改革时，中国已是世界上唯一实行银本位的重要国家。这种长期拒绝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做法，一方面说明中国自然经济的坚韧性，另一方面在国家经济政策上的反映则是对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冷漠，力图维持一种经济上的封闭性。旧货币体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得失兼备，其现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中央政府在币制改革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由于这一政策的弊病，最后还是迫使其不得不最终放弃银本位，改行现代的各国通行的货币制度。在银价跌落时期，白银的流入往往给中国带来表面的繁荣，而这正是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金银比价变动的基本趋势。中国放弃银本位不是由于银价下跌，而是由于美国收购白银政策所造成的银价上涨和白银外流的结果。

由于中国1935年以前一直实行银本位制，世界其他国家则改行金本位制，所以白银在中国是货币，而世界市场上则为商品。但中国不是大量产银的国家，又不是白银的主要消费国，所以白银的价格非中国所能左右，而为其在世界市场，特别是英、美市场上的价格所决定。根据笔者在《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中的研究，在1836～1873年之间，世界市场上金银比价十分稳定，维持在1：15左右；但是从1874年起银价开始下跌，80年代末达到1：22左右；1891年后银价下跌加速，1898年时达到1：35；其后一段时间下跌的趋势减慢，到1915年，最低时几近1：40，银价仅为1873年以前的40%；其后一段时间银价急速回升，1920年时比例为1：15.31，基本恢复到1873年以前的水平；但是其后银价又开始下跌，1929年时接近欧战时期银价最低的1915年水平，为1：38.54，1930年后猛烈下跌，金银比价达到1：53.28，1931年更跌至1：71.30，该年银价仅为1873年的22%，也即不到60年中银价下跌了4倍还多；其后银价下跌趋势减缓，并从1934年后回升，到1935年时金银比价回复到1：54.9。从总的趋势看，在中国近代化开始起步后的60年中，世界银价的变动是一种下跌的趋势。这种下跌的趋势主要是由于白银购买力下降所致。当然这并不排斥金银比价在短期内变化有些是由于金购买力变动的结果。^[15]

另据笔者的分析，中国近代化起步后的50年间的物价总水平呈上涨趋势的主要原因是银价下落的结果。通过比较银价变动与物价变动的图像发现，二者呈相反方向变动。若再将中国的金价指数作一曲线，则可以看出，金价的变动与物价总水平的变动趋势相同。这就证明，中国近代物价的上涨几乎全系由银价下跌所致，而非商品本身价值量变动的结果。^[16]

（4）其他因素

近代中国天灾人祸不断发生，是导致农产品价格不断波动的重要原因。频繁的自然灾害（邓拓《中国救荒史》中有详尽的描述）和战乱，常常破坏甚至中断农业生产，导致农业产出时有跌落，农产品价格不同幅度上涨；同时，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外来商品的大量入侵，抢占了中国农产品的销售市场，又会迫使中国农产品价格下跌。这些不同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得农村物价水平出现频繁上下波动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