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晚期至1906年：第二阶段优化

墨菲用二元经济框架描述了贯穿中国近代史时期的条约口岸和边缘中国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总体说来，进口洋货仅仅用于条约口岸，条约口岸构成了一种飞地经济。与中国传统城市不同，条约口岸与边缘中国鲜少联系（墨菲，1974：52～7）。然而19世纪70年代晚期至1906年的证据并不能支持他的观点。毫无疑问，核心中国持续发展并与边缘中国形成了极大的反差。1889～1893年核心中国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例高达95%（严，1955：67～8）。核心中国有更好的条件去接触先进技术（雷，1981：78），并消费更多的奢侈品（林，1985：105）。尽管如此，边缘中国的经济以及它与核心中国的联系实际上也显著加强。

来自华北和东北的大豆，西南、西北、华北、东北的土产鸦片，西北的动物制成品以及边缘中国的其他产品的产量，由于核心中国蓬勃发展的市场比较繁荣，南北之间、东西之间的区际贸易同样得到加强。从汕头销往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的糖刺激了东北大豆的生产，因为豆饼是甘蔗生产中的一种肥料。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贸易持续向前发展。19世纪70年代早期，华南吸引了烟台约50%的出口品，而到了70年代晚期，这一数据下降到30%，贸易向前发展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华南需要北方的豆饼（刘，1990：13～16）。在条约口岸开埠之前，华中是东北大豆的主要市场。尽管如此，到1900年时，包括汕头、福州、厦门在内的华南口岸进口了80%的东北豆饼，而华中仅为10%，但华中进口豆饼的绝对数量并未减少（雷，1981：6～7）。北方口岸如天津和烟台，从华中、华南进口的诸如纸张、茶叶、棉布、瓷器和丝织物等消费品也有所增加（范，1980：24～6；叶，1982：39；刘，1990：22～31）。

在中国东西部区际贸易中，印度鸦片和棉花的进口使得中国内陆地区的经济也获得了一定发展。例如，印度鸦片刺激了土产鸦片的生产。虽然中国在19世纪20年代开始种植鸦片，但直到1880年土产鸦片的生产量才超越了外国鸦片的进口量。从19世纪70年代晚期至1906年，中国土产鸦片的产量增加了12倍，而总的土产鸦片产量9倍于外国鸦片的进口量（林，1985：194～207）（参见表1）。

表1　中国西南地区生产的鸦片与外国鸦片的数量　（单位：1万担）

资料来源：林（1985：69，193～4，207～9）。

虽然几乎每个省份都种植鸦片，但主要的鸦片种植区一直都分布在边缘中国。1879年，四川、云南、贵州、山西、陕西、甘肃、河南、广西和新疆占土产鸦片输出总量的89.8%。1890年和1906年，这一数据分别为88.93%和84.47%。湖南、湖北、江西和安徽等沿江省份在1879～1906年，仅占到土产鸦片输出总量的2%。而满洲、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则占这一比例的10%左右（参见表2）。1869年以前，云南是最重要的土产鸦片生产省份，但随后四川取而代之（林，1985：189～96）。

表2　中国各省鸦片生产量　（单位：担）

资料来源：1879（怀特）：王（1979：216）。1896（赫德）：《十二朝东华录》（1963：3945）。1906中国海关，年报1890：22。1905（摩斯）。1907（林奇）：国际鸦片委员会 Ⅱ：57。
*中国海关，年报，1890：22。
†根据《十二朝东华录》（1963：3945），由鸦片税额除以鸦片税率得到。

当施坚雅编辑《中国帝国晚期城市》时，他在书中写道，“两个区域间中心城市交易的可能性被高额的非机械化交通及长距离运输所减缩”（施坚雅，1977：217）。在传统中国，相对于水运交通，区际陆运交通的成本较高。相同的距离和相同的重量，用人力车和驴车的成本分别是船只运输的28.3倍和15倍（参见表3）。用人力车运输尤其昂贵，因为在长途运输中需要住宿和食物消耗所花费的成本。从成都到汕头的3060里（1里等于一又三分之一英里），如果凭借脚力，大约需要花费51天，而依靠铁路仅仅需要2～3天（林，1985：274）。在雨季，从长春到营口需要21天，而冬季则需花费15天（雷，1981：106～8）。另一方面，依靠航运从福建或者广东到天津需要15天（雷，1981：178；叶，1982：8）。在绝大部分中国地区，没有船只、高速路或者铁路使用，虽然在一些平坦的地方也可以利用驴车来运输，但主要的交通方式仍是人力车运输。

表3　在中国各种交通方式运费排名

注：运费取自1934年大运河北部地区。原始运费每里、每吨按分来计算。在这张表里，船只显示1、人力车显示28.3意味着相同距离、相同重量的货物，人力车的运费是船只运费的28.3倍。
资料来源：根据张（1987：16）提供数据计算得出。

在边缘中国，除了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合适，有大片空地和充足劳力可供利用生产土产鸦片外（林，1985：265～7），土产鸦片高昂的价值也可以负担其与核心中国之间的交通成本。在主要的进口商品中，外国鸦片的平均单位价值是最高的，是稻米的326.4倍、小麦的163.2倍、棉花的45.7倍以及铜的26.9倍（参见表4）。与进口鸦片相比，尽管土产鸦片的吗啡含量要逊色不少，但它仍能卖出进口烟片的一半价格（参见表5）。鸦片在每单位基础上有如此高的利润，以至依靠人力运输200英里仅需要花费其原始价值的0.16%（林，1985：274）。相反，在产煤区将煤炭运输200英里，需要花费的是其原始价值的10倍至20倍（珀金斯，1969：120）。因此，鸦片进行长距离贸易的可能性大概是煤炭的1万倍。即使比煤炭更轻的商品也比鸦片运输花费得多。例如，将棉花由汉口运往上海的花费相当于其原始价值的10%～15%（珀金斯，1969：120）。与此同时，土产鸦片的单位价值仍大约是棉花的22.8倍。更进一步说，在核心中国，广泛生产诸如丝、茶和棉花等轻重量商品，边缘中国生产的商品则过重而不能远运（林，1985：235～42）。(www.xing528.com)

表4　1872～1911年晚清时期中国主要进口商品的单位价值　（单位：海关两/担）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336～8，以及英国国会档案中丝价（Vol.17：579-605）计算得出。

表5　土产鸦片与国外鸦片价格比较

吸食鸦片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参见表6）。不同地区的鸦片生产等级不同。中国更富流动性的社会结构允许低阶层的人去仿效高阶层的人吸食鸦片，同时低阶层吸食比高阶层更低等级的鸦片。在边缘中国生产的土产鸦片卖到全国（林，1985：440～4，469～71），一半的土产鸦片就是为长距离国内贸易所生产（林，1985：432）。印度棉花的进口使得华南越来越多不需要依赖于华北和西南的棉花，这同样导致了这些地区生产更多的鸦片（赵和陈，1977：49；叶，1982：65；张，1982：19）。土产鸦片的价值相当于中国所有区际贸易价值的六分之一（林，1985：432～5）。

表6　1889年各省人均鸦片吸食量

*单位：1/10000担。
摘自：李（1957：Vol.2：9-10）
资料来源：由《文汇报》（1889）计算得出。

中国东西部地区的整合，还可以从西北与北方日益增长的贸易中看出来，包括皮、毛、奶在内的动物产品，从西北销售到天津，在1870年至1911年间增长了70倍（叶，1982，附表2.3a）。与此相对应，天津的商人将棉布和日用品销售至中国的西北地区（叶，1982：11）。

整合也发生于某些特定的地区。经济作物和家庭手工业产品进入了世界市场，茶叶出口贸易继续利用着华南诸省的更多丘陵地区（林，1997：57～9）。本土鸦片也在沿海许多不适宜耕作的土地上种植（李，1957：464；《政治官报》，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棉花在华北的种植利用了新开垦的土地（叶，1982：67）。家庭手工业利用国外的新技术，不断扩大的市场，更多的原材料、资本以及劳动力也在乡村发展起来。一些工业如汕头的纺纱、棉布、冥币业（为了祭神等宗教仪式而燃烧的纸钱），以及重庆的缫丝业，都围绕着通商口岸发展（范，1980：92；张，1982：142～6）。另一方面，像汕头地区的造纸和陶瓷业，已经发展到出产原材料的偏远乡村地区。汕头的夏布和靛蓝工业，仍然分布于这些产品在乡村地区闻名的传统产地（范，1980：92）。与此同时，一些工业很容易传播到中国的边缘地区。尽管火柴的生产技术是从国外学得，但由于易于学习，又只需要极少的资本，它迅速传播到重庆周边的城市和乡村地区。毛纺和棉纺工业也迅速传播至四川的乡村地区，因为它们能够利用非生产季节的劳动力，而且产品重量较轻，易于运输（张，1982：129，146，155，164）。在棉纱由国外进口之后，四川乡下的一些棉布商贩甚至发展成了生产棉布的公司（张，1982：161）。

在与国际经济整合的过程中，一些新城市超越了老城市，并控制了更好的市场。台南、汕头、九江和芝罘，一度在连接世界市场方面很重要，但都沦为不利市场形势的牺牲品。台湾的经济中心从台南转移到了台北（林，1997：180～1），芝罘也被青岛所超越（林，1986：899）。这表明中国的一些边缘地区，相比于原来的核心地区，甚至更易于参与国际经济的一体化。

在通商口岸开放之前，中国已经存在着区域间的贸易，例如漕粮的官方贸易，从长江下游地区通过大运河运输到北京（叶，1982：7）。非官方的贸易由山西商人所主导，他们往来于天津、直隶、山东、河南和陕西之间（叶，1982：8）。来自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的纺织品运至山东、直隶和南满地区，同时运回大豆、小麦、枣子和梨子等农产品（叶，1982：9）。天津的棉花销售到广州、汕头和福州（叶，1982：65），河南商人用中药换回天津的食盐（叶，1982：19）。汕头的糖销售到上海、苏州和天津（方，1979：3、114）。福建的纸销售到全国各地（方，1979：66）。台湾用糖和大米从大陆交换回布、木材和食品（林，1997：7）。湖北的棉花运送到四川（张，1982：19）。江西南部的纸销售到镇江，并通过大运河运到天津（谢，1977：90）。当清政府与俄国在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贸易商队就在天津和恰克图之间往返穿梭（叶，1982：8）。除此之外，四川的生丝经过缫丝工序后被销售至国外（张，1982：38）。

鸦片战争前夕的区际贸易，据吴承明和其他学者的计算，总值达到了3.87亿两白银。根据珀金斯的估计，经过林满红的调整，1908年的区际间贸易达7.3亿两白银（林，1985：435）。中国的区际贸易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之交，几乎翻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