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至19世纪70年代晚期的第一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当中国的茶叶市场与来自日本、印度和锡兰，中国的丝织物市场与来自日本，中国的糖市场与来自爪哇的竞争还不激烈时，世界经济是有利于中国的，中国的主要出口物销售情况良好。伦敦海关留下的记录显示，1814～1849年中国出口到英国的茶叶及丝织物的年增长比例要低于1850～1886年的比例（林，1995：385～417）。中国的茶叶产自核心中国的山区，中国的丝织物则主要来自长江下游流域和珠江三角洲，这些地区同样属于核心中国。在欧洲、美洲以及澳大利亚拥有良好市场的白糖，产自作为核心中国一部分的台湾南部和广东南部（林，1997：23～33；范，1980：23）。

同样在此阶段，几场重要的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破坏：如1850～1868年发生在华中和华南的太平天国运动，1854～1877年发生在云南、陕西和新疆的穆斯林起义，1854～1873年发生在贵州的苗族起义，以及1858～1868年发生在淮河流域的捻军起义（郭，1980：172）。这些战乱严重地干扰了核心中国和边缘中国之间的区际贸易。

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每年由云南运抵到北京的铜的价值约为1.13亿两白银。尽管如此，铜的生产被1856～1874年发生在云南的穆斯林起义所干扰，并且此后的生产再也没有恢复到原先的水平。在1874～1886年以及1887～1906年，铜贸易分别只达到了5.91万两白银和19.21万两白银（全，1974：155～82）。与之相似，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华南生产的糖的出口量以及在华中、华北和东北地区的销售量都减少了（杜，1961：26）。为了证明所在省份所遭受到的影响，1871年陕西巡抚在送往北京的奏折上写道，“以前，陕西各地的富商们与东南地区有着很大的贸易往来。自从东南地区被战火席卷以来，陕西的财富日渐减少。由于陕西自身也遭受到战争的不幸，富商的财富都在这一过程中化为了灰烬（从前各处财富之户，多贸易于东南。自东南用兵，陕省物力既已潜消默耗，又加本籍被灾，资产悉付兵燹）”（方，1979：66）。太平天国运动同样扰乱了四川和大江南北各省的贸易往来。在穆斯林起义之后，甘肃由于过于荒困，以致“长距离的贸易者不再到达……商人们害怕来到甘肃。产自长城外的烟草和皮毛原本是甘肃的主要出口物，但是由于甘肃的大部分地区遭到破坏，富商们便将他们的资金撤出，剩下的资金不够继续开展贸易（以致行商绝迹……商视甘肃已为畏途……至于甘肃口外物产，如皮货水烟等项，均属大宗，今其地既残破，富者携资还去，贫者无力经营，内鲜聚积之人，外少往来之贩）”。在贵州，官员奏报，“长距离的贸易者不再来了，当地百姓失业，成为了游民。与其他省份的交通联系中断，使得本地没有商品出售。而本地出产的诸如水银、药材和靛蓝亦不能出售到以前的市场。商人和普通人一样，变得日益穷困（远方商贾裹足不前，本地商民皆迁徙失业……各省因路多阻隔，既无货物运至，本省所产水银、药材、蓝靛，又不能运往销售，商民交困）”（王，1990：84～91）。就北方和西北的对外贸易而言，经过山西、蒙古、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出售到俄国市场上的来自九江和汉口的砖茶数量也大大減少（谢，1977：97～106；陈，1980：11～25；刘，1980：51）。(www.xing528.com)

虽然核心中国同样遭受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但它能够通过与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之间兴旺的丝织物、茶叶和糖贸易迅速复苏，尤其是在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个时期，许多新的发明开始登陆条约口岸，例如电灯、电话、电报、煤气以及现代卫生管道等。除此之外，外国商店、西方建筑和教堂、印刷厂、机器厂、码头、外国银行，以及面粉厂、食品厂、制药厂、缫丝厂也同样开始在条约口岸建造（湖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1958：233）。这些发展与日益穷困的内陆地区形成了鲜明对比。引用墨菲的话说，在19世纪70年代，当饥荒袭击内地时，华北的条约口岸——天津，正欣欣向荣（墨菲，1974：17～73）。这表明了中国的二元经济从1850年到19世纪70年代晚期发展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