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际贸易关系与二元经济（1842～1949）

近代史研究所　林满红

西蒙·库兹涅茨注意到，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早期，意大利、巴西、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法国都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现象，这一现象直到下一个发展阶段也没有得到缓和。在第一个发展阶段中，国家向发达地区倾注了更多的努力，这些发达地区拥有着更完善的金融财政系统、更便捷的交通运输条件以及更广阔的市场。在这里，财富和人才都能获得更好的发展。与此同时，落后地区由于缺乏精英，以致不能为这些地区谋求更多的利益。在第一个发展阶段中，不便捷的交通运输限制了技术扩散和社会变革。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这就是所谓的二元经济发展现象。如果面向现代国际贸易的那些地区同时也是食物和工业原料生产的中心，那么这种二元经济问题将会变得更为严重（库兹涅茨，1965）。

中国就表现出这样一种经济。虽然中国的文明起源于西北内陆，然而汉族与非汉族之间在北部频繁的战争、南方的稻作生产以及国际贸易的发展，都促进了自1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中心向东南沿海地区转移（林，1992：62～3）。绝大多数的中国主要商品——丝织物、棉花、稻米、糖和盐——都产自东南沿海地区，同样绝大多数的条约口岸也分布在这一地区。(www.xing528.com)

随着1842年第一批条约口岸的开埠，中国与国际经济的联系通过贸易更为密切。因此，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是，国际投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的二元经济。在施坚雅著名的词汇里，中国二元经济中的“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分别被指称为“边缘中国”和“核心中国”。1926年，一位在中国的美国经济学者雷默，用了一个相似但更具体的词汇来表述中国的二元经济：外部中国——指条约口岸的腹地或是距离铁路、河流50～75英里（大约是80～120公里）的地区；与之相反的则是内部中国。这两种地区有着截然不同的物价与工资趋势以及与国际经济融合的程度（雷默，1962：240）。本文将运用施坚雅的词汇说明雷默关于中国二元经济的定义，即核心中国，仅仅包括条约口岸的腹地以及距离铁路、河流50～75英里的地区，而其他地区都属于边缘中国。（注释）

本文将分别就此种意义上中国二元经济的发展程度，以及中国波动的国际关系如何通过贸易影响二元经济的这两个问题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