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也不是全无自然灾害，但总的来说，在“康熙萧条”最严重的17世纪60年代后半期自然灾害比较少。像“熟荒”一词所示那样，收获的丰富和家计的缺乏这两者的讽刺性组合才是为当时人士所注目。与此不同，道光年间屡次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特别是在江南，农民家计穷乏的主要背景与其说是“银贵钱贱”等货币问题，不如说是自然灾害。
李伯重在《“道光萧条”与“癸未大水”——经济衰退、气候剧变及19世纪危机在松江》论文中，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像他指出那样，上列姜皋记录的田价下跌应该是跟自然灾害后农民贫穷化有关的现象。19世纪30年代前半期江南米价的急速上升（参见图8）也无疑是1833年大水灾的结果。因此在江南，“道光萧条”不一定伴随着物价低落。
但灾荒和“萧条”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灾害对非灾区经济的影响如何、饥馑对非农业部门的影响如何等，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法国经济史学家欧内斯特·法鲁斯（Ernest Labrousse）以18世纪法国的事例为材料提出的所谓“旧型恐慌”假说在讨论中国的“萧条”时也可能有参考价值。据他说，因灾荒而导致的谷物价格暴涨、非食品费用支出（纤维制品等手工业产品）缩小，结果手工业制品的生产急剧减少——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发达以前的“旧型恐慌”。因此，粮食价格的上升和“恐慌”有密切的关系。在明清中国，表示灾荒和手工业生产之间关系的史料也不少，比如“荒年米贵，则布愈贱”“窑家作辍，与时年丰凶，相为表里”等。曹树基推测19世纪20年代石仓冶铁业的崩溃反映江南铁市场的崩溃，指出江南市场的萧条不仅与白银问题有关，而且可能起因于气候剧变带来的自然灾害。如果是这样的话，石仓冶铁业的兴衰可能是法鲁斯所谓的“旧型恐慌”波及近邻地区之很好的例子。(www.xing528.com)
当然，一个地区的自然灾害给近邻地区带来的影响不限于手工业产品的销路缩小，灾区的粮价上涨对近邻地区的农民来说可能是获利的机会。自然灾害不仅打击当地居民，而且通过市场关系给近邻地区的居民带来多种多样的影响。因此，由于自然灾害的同时发生，“道光萧条”的性质比“康熙萧条”复杂得多。
如果说“康熙萧条”是比较典型的“银荒”型经济萧条，与此相比，“道光萧条”是比较复杂的复合型经济萧条。如上所述，（1）由于市场的双层结构，白银问题对以铜钱为主要交换手段的基层经济没有带来直接的打击；（2）尽管白银流出急速增加，但是海外贸易和国内商品流通似乎保持以前的规模；（3）财政基调是入不敷出的赤字财政；（4）道光年间的自然灾害对灾区及其近邻地区的经济给予严重的影响——“道光萧条”的这些特点表明，当时经济困境背景复杂，不应该单纯地归于白银流出问题，但白银流出仍然是“道光萧条”的主要原因之一。白银不足阻碍上层市场和下层市场的顺利结合，加深了各级市场之间的紧张状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