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熙年间，白银流入量减少的原因是海外贸易的衰退。由于体现海外需要的白银流入通道几乎闭塞，出口品生产者的收入减少，不能买东西，因此对其他产品的需求也减少，通过这样的锁链式反应，收入减少波及国内经济的末端。与此不同，道光年间的海外贸易并不衰退。比如，当时大宗贸易的茶叶对英国每年出口值在19世纪20～30年代从1200万元增加到1600万元，经过鸦片战争时期的短期减少，在40年代再度增加，达到2000万元以上。茶叶等出口品的生产者未必因白银流出而直接受到打击。那么，白银流出如何影响到中国国内经济呢？
对这个问题，当时官僚已经提出相当敏锐的看法。林则徐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奏文中指出：
臣历任所经，如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皆阛阓聚集之地，叠向行商铺户暗访密查，佥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此亦如行舟者验闸河之水志，而知闸外泄水之多，不得以现在行船尚未搁浅，而姑安于旦夕也。臣窃思人生日用饮食所需，在富侈者固不能定其准数，若以食贫之人，当中熟之岁，大约一人有银四五分，即可过一日。若一日有银一钱，则诸凡宽裕矣。吸鸦片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亦须另费银一钱。是每人每年即另费银三十六两（略）若一百分之中，仅有一分之人吃食鸦片，则一年之卮漏即不止于万万两。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林则徐假设一般庶民的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 income）有“准数”（每日银四五分乃至一钱）。林则徐注意到可支配收入的用途如何——如果买一般商品的话，各种货物的销路顺畅，但如果买鸦片的话，各种货物的销路反而缩小。他指出，连在最繁华的地方，一般商品也竞争不过鸦片，各种货物“销路皆疲”。与康熙年间相比，人们也慨叹销路缩小，但当时惯用的描写是“有千金之产者，尝旬日不见铢两”“中产之家，尝旬日不睹一金，不见缗钱”“迩来家家穷困……求其真正富足者，百家之中，不过一二家而已”，等等，即人们可支配收入减少，连富家也根本没有钱用的情况。(www.xing528.com)
康熙年间和道光年间的不同在何处？简单地说，康熙年间的“银荒”被认为是流入量减少及其波及的结果，但道光年间的“银荒”被认为是流入量和流出量之间的逆差。借林则徐的比喻来讲，在道光年间，“水”在不断流入“闸河”（即地方经济）的同时，又不断流出于“闸河”。“水”的流动十分顺畅，流来流去的总量也相当可观。在流来流去的过程中，供给各个地区的水量会因时因地不同，与康熙年间的全盘不足有不同。
倪玉平在近年有关关税的翔实研究中，批评“道光萧条”论，指出：“在嘉庆道光时期，关税征收仍然保持在500万两左右的水平，相较于乾隆时期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下降……不能通过嘉道时期关税收入的变化，来论证‘道光萧条’。” 据他制作的关税统计，道光年间的长距离商品流通的活跃程度的确不亚于嘉庆初年。但流通的活跃不一定意味着“萧条”根本不存在。倪玉平的研究促使我们思考，“萧条”概念与活跃的商品流通能否两立？道光年间根本不存在“萧条”吗？还是道光年间经济情况还可认为是一种“萧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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