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熙到道光的一百多年中,中国经济经历的最大变化之一是铜钱经济的发达。不少学者已经指出,18世纪中叶在许多地区铜钱替代白银而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货币。表2是以嘉庆年间(1796~1820)的刑科题本为材料,调查各省的货币使用情况的统计表。虽然资料有限,但看得出比较明显的地区性差异,即:(1)在华北和华东诸省铜钱占绝对优势;(2)在华南诸省,铜钱和白银(包括洋钱)的使用比率几乎相等;(3)在贵州、云南等西南诸省,白银占绝对优势;(4)以华中为中心的内陆诸省,铜钱占相对优势,但可说是在华北、华东和西南之间的中间地位。
表2 嘉庆年间中国各省的货币使用情况
资料来源:杜家骥主编. 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全3册).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www.xing528.com)
乍看之下,中国经济的大部分已经被铜钱化了。但我们应该注意,即使基层经济圈内部的交易以铜钱为主,但把许多地域经济结合起来形成全国性经济网络的主要媒介仍是白银。黑田明伸主张的“市场的多层性”——即以铜钱为媒介的下层市场和以白银为媒介的上层市场的双层结构——才是18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市场的重要特点。在18世纪后半叶,通过海外贸易流入的白银,在经由上述B型(树枝型)市场结构到达中国内陆各个角落的同时,其带来的外部需要间接促进基层经济圈内部以铜钱为媒介的交易。从这点来看,肯特·登(Kent Deng)的上述看法——即因为白银由于交易成本太大,所以在19世纪失掉其作为货币的重要性——恐怕有点过于简单。
与康熙年间相比,道光年间的白银问题给基层经济的冲击不太直接,因为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上层市场和下层市场的双重结构发挥了缓冲作用。与康熙年间不同,白银不足未必直接导致“谷贱伤农”情况。道光年间的白银问题却显现于白银经济和铜钱经济接触的层面,所以“道光萧条”时期政策论的焦点与其说是“谷贱伤农”,不如说是“银贵钱贱”。对在铜钱经济圈里生活的一般庶民来说,他们直接面临“银贵钱贱”,感到痛苦的不是卖农产物而取得铜钱的时候,而是把铜钱换成白银(或者按照地方政府决定的过高的折钱比率)纳税的时候。因此,纳税时的银钱交换比率成为当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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