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康熙萧条”相比，在道光时期，白银流出和物价变动之间的关系不太明显。图7表示鸦片进口量和白银流出量都在19世纪20年代后期以后增大，尽管也有短期变动。图8和图9分别是江苏南部和湖北、湖南的米价，两者虽然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呈现降低的倾向，但价格之间的高低差距很大，与白银流出的动向似乎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像罗畅作的苏州、南京、杭州、汉阳、顺天、天津、奉天、济南、福州、桂林、台湾、安庆等米价变动图所表示那样，1820年到1850年各地米价的长期趋势线的确下降，但由于短期变动幅度太大，米价的长期下降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很难推测。关于康熙年间的米价降低，地方志、随笔等异口同声地指出“谷贱”“熟荒”等，但在道光年间的史料中“谷贱”“熟荒”等记载比较少，经济问题的焦点似乎集中于“银贵钱贱”问题。
图7 鸦片进口和白银出口
资料来源：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1， p.210.
林满红.银线：十九世纪的世界和中国.台大出版中心，2011：105.
图8 江苏南部每年九月的米价（单位：分/石）
资料来源：王业键编《清代粮价资料库》，http：//140.109.152.38/。
图9 湖南、湖北每年九月的米价（单位：分/石）
资料来源：与图8同。
下面看看道光年间的田价。上列图6中的徽州田价（以银两表示）在白银大量流出的19世纪30年代却达到清朝一代中的最高峰，其后急速下落。与此不同，图10表示的江南田价（以铜钱表示）早在19世纪20年代初以后呈现明显的低落。华亭县人姜皋在《浦泖农咨》（1834年自序）中也指出该地区田价降低如下：“三十年前，亩值七折钱五十两者，及甲戌（1814年）歉收后，已减十之二三，自癸未（1823年）至今，则岁岁减价矣。癸巳（1833年）冬间，此等田欲以易钱十千，无受之者。”图11表示浙江省处州府松阳县石仓村的契约中的田价（以铜钱表示），与徽州、江南都不同，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一贯呈现上升的趋势。据曹树基的研究，道光年间是石仓冶铁业崩溃的时期，砂扎（洗铁砂的设备）的价格急速下跌。如果是这样的话，石仓契约中的田价上升未必是经济繁荣的反映，或许表示投资方向从工业到土地的变化。
总结起来，道光年间的田价动向因地区差异很大，看不出来全国性的共同情况。
图10 嘉庆、道光年间的江南田价（单位：千文／亩）(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Kathryn Bernhardt. Rents， Taxes， and Peasant Resistan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51.
图11 浙江省松阳县、云和县的田价（单位：千文／亩）
注：“价格A”是正契和找契的合计价格。“价格B”是绝买价格。
资料来源：曹树基等编.石仓契约（第1辑，第1、2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与粮价和田价不同，银钱比价的变动中地区性差异不大，在整个道光年间呈现出比较一贯的银贵钱贱的情况（参见图12、图13）。
图12 直隶宁津县的银钱比价（单位：文/两）
图13 19世纪前半期中国各地区的银钱比价（单位：文／两）
注：图中各地区包括的省份如下：华东——江苏、浙江、安徽；华北——京师、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华中——江西、湖南、湖北；华南——福建、广东、广西；西部——四川、贵州、云南、新疆。
资料来源：林满红.银线：十九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台大出版中心，2011；汪辉祖，《病榻梦痕录》；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171.
康熙年间的人士也不是没有注意到银钱比价问题，但当时银钱比价变动的主要原因被认为是铜钱品质问题，而不是白银不足问题。比如，据上海人叶梦珠的记录，在顺治年间银贵钱贱的现象十分严重，每千文兑银五六钱以下，但康熙初年政府发行新钱并且允许以铜钱纳税以后，钱价恢复到每千文兑银九钱的水平。 铜钱价格的这个趋势与一般物价恰恰相反。与康熙年间的这种情况不同，在道光年间，银贵钱贱现象被认为是白银不足带来的最严重的问题。
总结起来，虽然“康熙萧条”和“道光萧条”都在海外贸易状况激烈变化的时期发生，但两个“萧条”的具体情况又不同。下面笔者从若干侧面来探讨其不同所产生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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