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论战的发展历程分析

白银论战的较多部分是有关各种经济局面中具体经济指标的讨论，比如，明清交替时期的白银流入量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康熙年间的粮价降低在哪一年开始等问题。这些问题当然重要，但在这里姑且不论这些具体实证性问题，而集中探讨各位论者作为前提的市场观。首先看批评“依靠论”的论点。对“依靠论”的批评虽然涉及多方面，但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1）与整个中国的经济规模相比，白银流入量微不足道

杰克·戈德斯通批评肖尼等看法，认为通过欧洲贸易流入的白银对明末经济的影响微不足道。他认为，16世纪中期中国的国民所得估算为8亿两到11亿两，与此相比，17世纪初期通过欧洲贸易的白银流入为200万两到300万两，因此白银流入量不过是中国经济的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三。即使欧洲贸易完全消失，中国经济也应该几乎感觉不到其影响。

关于国民所得等推算的精确性在此姑且不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戈德斯通以“整个中国”为单位来估量白银流入的重要性。我们讨论明清经济时，“整个中国”这一单位有没有意义？这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问题。

（2）重要的不是货币的流通量而是货币的库存量

丹尼斯·弗林和理查德·冯·格兰都强调这个论点。金属货币的特点在于，与粮食、布帛等一般商品不同，它不是通过消费而消耗掉的商品，而是可以在市场里被积累起来的东西。因此，对白银的需求不是与货币的流通量有关，而是与货币的库存量有关。支持“依靠论”的学者仅注意到年年的白银流入量的变动，但是流入量的减少并不意味着白银库存量的减少，因此流通量的短期减少不应该直接导致白银不足。

他们强调金属货币的特点的确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但白银不是单纯地被积累，而只有辗转流传于人手，才能发挥其经济作用。如果我们要讨论当时人们对白银的需求，我们应该注意到白银和商品流通之更为具体的情况。

（3）决定白银流入量和物价水平的要因，与其说是海外白银的供给情况，不如说是国内对白银的需求

“依靠论”的前提是，白银流入量的变动对中国的一般商人和生产者而言是无法变更的外部要因。格兰的看法与此相反，他引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新货币数量说”，认为中国国内的白银需求才是决定物价水平和白银流通方向的主要因素。他说：“明清中国的货币史颇符合现代货币理论的看法，即决定货币价值的要因不仅是货币的供给也是对货币的需求……白银供给的变动——换言之，白银流入的变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不如一般认为的那么广泛。我们不应该把国际性贵金属移动单纯地看作调节贸易收支不均衡的机制……贵金属不仅仅是货币金属，而且是商品。贵金属的交易因其产生的利益而增减。从经济的逻辑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因为在17世纪中叶银价降低，所以向中国流入的白银减少。”总之，关于白银，供求也应该是趋于平衡的，因此当时人所讲的“白银不足”不是中肯之论。他对其他时期的货币问题也从白银需求这一观点来解释，即在康熙年间，由于明清交替动乱带来的人口减少，工薪上升而租额降低，导致当时人回避对土地的投资而选择贮藏白银。所以人们对白银的需求增大，物价随之下降。关于道光年间的银价高腾和白银流出，他指出：当时人对各种白银的需求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江南人对“佛银（本洋，Carolus peso）”的偏好十分明显。1808年以后佛银的停铸和中国人对此赋予的升水是道光年间银价高腾的主要原因；同时，其他外国银币的贬值导致了19世纪20年代末以后对进口银币的需求之消失。(www.xing528.com)

现代的经济理论可不可以适用于明清经济？其判断标准在于，以现代经济理论套式作为前提的条件是否适合于当时经济的基本性质。格兰在这里引用的货币学派套式基本上是以排除外国贸易等复杂的现实因素的封闭理论体系，在这里，需求和供给都在这个体系内部被调整，尽管也有短期不均衡。但问题在于，这种以封闭理论体系为前提的经济套式，是否是我们分析明清现实经济时的最适当的工具？

（4）“依靠论”是不是“货币就是财富”式谬论的现代版

支持依靠论的学者一般重视当时的记述史料，他们的看法基本上符合当时人们关于“银荒”“谷贱伤农”的慨叹。但读过亚当·斯密书的人一定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们（当时人和依靠论者）认为白银流入是国内经济繁荣的关键？货币难道不只是实物经济的面纱吗？张彬村评论17世纪中国官僚的白银进口论指出：“大体上，在16世纪到18世纪之间，中国长期处于白银不符市场需求的状况，这些官僚只看到白银通货不足的坏影响，没有看到过剩时的坏影响，因此立论时也就忽略了后者……他们多半把白银视同财富而非普遍的商品，其输入即表示国家财富的增加，反之即表示国家的贫穷化，因此在国际白银的流通上，他们只愿中国‘日见其赢’，而反对白银的输出。”

虽然张彬村这段话不是对依靠论者的评论，而是针对清朝官僚而言的，但他的提问仍是依靠论者需要回答的问题。如果白银本身不是“财富”，那么白银为何特别重要？

（5）怎样评估铜钱经济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从明代中期以来，白银和铜钱是中国的两种主要货币，尽管其流通情况因时因地不同。依靠论是不是忽视了铜钱的重要性？肯特·登批评依靠论说：支撑中国经济成长的主要货币不是白银而是铜钱；因为白银质量和重量的不统一，交易成本太大，所以在19世纪失掉其作为货币的重要性，这才是导致19世纪白银流出的原因。黑田明伸（Kuroda Akinobu）提出“市场的多层性”这一概念，勾画出明末以来的市场变化：在第一阶段（16世纪到17世纪初），白银的流通范围几乎限于城市的“上层市场”；到了第二阶段（17世纪后半叶到18世纪前半叶），白银渗透至农村的“下层市场”，外部需求对下层市场粮食贸易的影响力逐渐增大，引起银荒或者粮食暴动等经济问题；在第三阶段（18世纪后半叶），政府铸造的大量铜钱普及于下层市场，下层市场对上层市场的依赖性趋于减少。总之，17世纪的中国市场“一体性高而不稳定”，与此对比，18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市场则“一体性低而稳定”。他认为，仅关注白银的岸本美绪等依靠论者倾向于忽视清代市场的多层性和历史变化。

市场的历史发展过程一般被认为是“从分散到整合”的过程，但黑田提醒我们注意市场结构的历史变迁过程更为复杂。他提出的问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市场整合”这一重要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集中探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