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中，笔者关心的根本问题是：是否能够通过对白银问题历史的探讨，勾画出近代亚洲经济史面貌？换而言之，本文的主题就是从亚洲区域的内部纽带中探讨亚洲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勾勒出近代亚洲的历史。为此，首先通过以下两点对历来的课题和研究视角做一反思。
第一个问题是，近代亚洲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把握。
在过去对亚洲近代史的研究中，通常将欧美入侵时亚洲各国的反应及其与欧美各国的关系等作为亚洲近代史的主要内容和考察对象。也就是说，是从欧美国家对亚洲的侵略史中研究亚洲近代史，即使说是以欧美与亚洲的关系史来代替亚洲近代史也不为过。[1]
对于亚洲近代史研究的这一方法，由于其在出发点上将欧美与亚洲置于直接的对应关系上，因而很难形成以亚洲本身作为研究对象来进行分析的观点（即认为亚洲的历史从前近代到近代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因此，在分析亚洲时，实际上是一种迂回的，借助其与欧美国家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评价亚洲（即近代化）。
如果以这种观点来认识亚洲，那么即使注意到亚洲内部存在相互联系的、类似纽带的特征，也不得不忽视，甚至将这种特征当成是所谓的“传统的遗物”，从而认为其是应该改革或废止的对象。[2]
当把这种观点与经济史研究的主题联系在一起回顾时，就将亚洲近代经济史的开端，与所谓英印中三角贸易关系的形成对应起来。也就是说，英国以棉业资本作为开辟亚洲市场的手段，由此建立起来的英印中三角贸易关系被认为是亚洲近代经济史的起点。在此，亚洲被“卷入”近代西方市场（即世界市场在外延上的扩大），并因此开始其近代经济史。[3]然而，在这个三角贸易中，虽然由于与英国存在贸易结算问题，因而具有一定新的意义，但是这对亚洲来说，不过是历史上已经存在的亚洲区域内贸易网络中一个部分的扩大而已。
因此，从上述视角进行研究的结果，是把“看不见的”贸易，即亚洲区域内贸易问题置于视野之外。也就是说，在贸易统计中无法体现的帆船贸易和以之为基础形成的亚洲区域内贸易圈，以及支撑区域内贸易的白银流通和结算等相关历史问题，都会成为研究视野外的死角。[4]
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相关，即对过去将亚洲直接作为探讨对象的研究史本身进行反省。(www.xing528.com)
迄今为止，虽然已经有一些成果从不同角度对亚洲进行探讨，但是都未能描绘出统一的亚洲全貌，而只能首先给人以在地域上相连的亚洲经济地理的印象。也就是说，亚洲只能作为地区连接构成的亚洲存在。
但是，这样一来，认识亚洲历史的出发点，与其说是探索亚洲自身，不如说是一种认识西方模式的手段，一种参照物，即按照西方概念要求的一种非西方的亚洲。[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面对近代西方时，亚洲既没有以规定的地域空间为目的展开的讨论，又没有认识亚洲自身的探讨。这种状况说明，虽然认识亚洲和认识西方本来是一件不可分的事情，但同时认识亚洲自身的努力却很容易陷入对个别地区、个别领域中所谓传统的强调以及再确认的偏狭之中，而普遍或者说全面理解亚洲的动机，在亚洲的研究过程中却不曾存在。
这种情况下，在亚洲与西方的关系中，围绕着近代（以及近代化）问题，尝试从历史角度对亚洲问题进行分析成为主要议题。但是，对亚洲近代的探讨，是以西方为模板，并以其在亚洲的适用与否为分析特征的。也就是说，对近代亚洲的讨论，是以其在各个领域西化程度为研究目的的，如近代国家的形成（或民族主义的形成）、近代国民经济的形成、工业化过程等。但是，研究欧美国家在亚洲势力范围内各国、各殖民地的历史时，存在一种细分化的倾向，即将西欧的殖民与殖民地的近代化置于直接的因果关系上。其结果是，将“亚洲的近代”等同于各地区的近代，等同于列强与其亚洲殖民地关系的总和。因此就不能从整体上来把握亚洲近代史，即使尝试从亚洲范围内探讨殖民问题或民族独立问题，最终还是变成了国别史和地区史的研究。另外，由于直接使用近代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亚洲，因此在对亚洲问题的研究上，就形成了一种传统和近代截然分开的现象，对两者关系的理解则进一步背离，甚至在对个别地域近代史的研究过程中，分别以“落后”和“先进”来区别传统与近代，并使之成为一种规律。总之，亚洲的近代史实际上变成了西方的近代史，其历史发展的动力也来自西方，因而近代西方史实际上就被当成近代世界史来描述。[6]于是，亚洲对自己的认识是在西方不断介入的状况下进行的，这种介入制约着亚洲内部的秩序。这种秩序一方面取决于亚洲与西方的关系如何，另一方面则仅把亚洲与西方有接触的部分作为光明的部分来描写，进而导致将所谓的“近代”模式用作对前近代或非近代历史的分析。
这样一来，在尝试寻找亚洲经济史内在联系时，在方法上就会存在如下三种具体化的课题：（1）在亚洲整体历史的基础上，构造地域间的相互关联；（2）在前近代和近代一以贯之的连续性中阐述这种地域间的相互关联；（3）根据前两条，阐述亚洲史自身具有的国际契机（即等同于西方）以及是在何时何地具有这一契机的，其条件如何。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能满足以上条件的课题之一，即亚洲的白银问题。这里的白银问题是以下列两个问题的分析为前提条件的，一是所谓的亚洲白银圈，即以白银为主要货币的区域；二是金银比价问题，即分析与西方金本位制相对应的亚洲银本位制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汇兑和币制改革，特别是亚洲的金汇兑本位制问题等。但是如果仅仅从这些角度来探讨亚洲的白银问题，其结果无非是为西方金本位制确立的历史提供了另一面，与其说是寻找亚洲内部纽带，不如说是一种补充关系的分析。[7]因此在本文中，笔者所关心的视角和研究的目的，是通过白银问题寻找亚洲内部的纽带在什么地方出现，进而以之为前提，围绕着亚洲经济史上的流通问题（即白银问题），对亚洲经济社会的性质进行确定，以阐述一个比单纯分析生产过程更基本的亚洲经济特征。正如之后要分析的，在亚洲的白银问题上应该注意，除了白银货币圈外，还存在金银块和硬币关系的白银问题，不仅如此，除了金银关系外，还有以生银和墨西哥银元关系存在的银银关系。因此，由于这两者的相关性，可以认为在亚洲区域内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白银流通圈。
最后要强调的是，在研究对象的设定和方法的分析上，与其说是限定课题，不如说是提出问题，与其说是以分析和提炼为目的，不如说是以包容和概括为目的更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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