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史学重整合对经济史与经济学的作用

计量研究方法在经济学界取得的胜利，很快也传播到了经济史学领域。1957年，在美国经济史协会和国民经济研究局联合举办的会议上，约翰·迈耶和阿尔弗莱德·康拉德共同提交了关于方法论和奴隶制经济的两篇论文，^[31]认为通过定量研究的方法，可以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对历史上的因果关系进行科学阐释，并运用统计方法就奴隶制盈利性问题提出了与传统不同的看法。他们的观点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并不适用于对历史的研究；但也得到了另一些学者尤其是年轻经济史学者如道格拉斯·诺斯等的赞同。

此后，兰斯·戴维斯、乔纳森·休斯、罗伯特·福格尔、道格拉斯·诺斯、阿尔伯特·费希洛和威廉·帕克等一些青年经济史学者，开始就计量方法在经济史中的应用展开了经常性的讨论与合作。1960年，他们与传统经济史学者发生了一场冲突，兰斯·戴维斯关于新英格兰地区纺织厂与资本市场的计量研究论文遭遇了《经济史杂志》的拒稿，这些青年计量学者群起请愿，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着整个经济学科数学化所带来的强有力背书，因而最终不仅令该论文得以发表，而且迫使《经济史杂志》调整编委会，诺斯和威廉·帕克成为了新任编辑。同年，他们在普渡大学组织了第一次“经济史中的数量方法”讨论会，并将其发展成为了年度会议。由此，计量经济史学得以迅速发展并占领了经济史学的阵地。

在计量经济史学者当中，福格尔被看作“把计量经济学方法引入经济史运动的公认领袖”，^[32]而诺斯则是计量经济史学“主要的宣传者和组织者”。^[33]

在1964年出版的《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中，福格尔提出了著名的反事实度量法，把假设没有铁路情况下的美国经济水平与实际有铁路的情况进行对比，计算地区内和地区间商品从海运到铁路运输所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进而发现铁路给社会福利带来的改进尚不足189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即铁路对于美国经济和制造业的影响并没有经济史学界以往认为的那么大。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加上异于以往的结论，使得计量经济史学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争执。

1974年，福格尔与恩格尔曼合作撰写的另一部计量史学代表作《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学》则引起了学界更为激烈地讨论，赞同者认为是这项研究充满了革命性的发现，开辟了奴隶制研究的新时期；而批评者则认为这本书只看到奴隶制度塑造的模范奴隶，而不能看到奴隶对奴隶制的反作用和奴隶制的变化，实际只不过是从不同时期、不同地方搜集来的资料和数据的堆砌。

诺斯在1961年的《美国经济增长，1790～1860》一书中首次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贸易与分工理论，对美国经济的增长和地区间的互动提供了一套逻辑完整的解释，通常被认为是新经济史学的开拓性著作。他在1974年的另一本论文集《美国历史上的增长与福利》中则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美国经济史中的很多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成为了重要的计量经济史教科书。

而诺斯最著名的计量经济史研究则是1968年的论文《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1600～1850》，在这篇文章里，他率先使用了间接计量法，对难以进行定量化计算的海洋运输率，采用了以海上航运成本和港口停泊成本来之和组成的航运成本来作为间接指标，从而进一步对各项航运成本进行分析比较，认为海盗减少是导致航运安全性加强和移民增加引起市场规模的扩大降低了成本。也正是在这篇论文中，诺斯注意到了在经济层面的技术革新以外，制度因素也对经济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从而在后来逐渐转向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计量经济史学会的成立、计量史学刊物的发行以及一些数据库的出现，从事计量经济史研究的学者队伍也不断壮大。尤其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福格尔和诺斯，更进一步肯定了他们“通过应用经济理论与计量方法革新经济史研究”的价值。计量方法日益成为了经济史学科内部的主导者，在目前的主要经济史期刊中，已经很少见到没有计量化的学术文章了。

1965年，福格尔曾希望通过计量方法来倡导经济史学和经济学的再度整合与统一，^[34]但在传统的经济史学者看来，这实际上是将经济史研究纳入到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当中，将其变成经济学家们的经济史或者“过去的经济”，从而彻底失去经济史学从历史资料出发来发现问题和修正理论的传统意义乃至独立地位，沦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附庸，当然也就更谈不上“经济学之源”了。

诺斯也意识到大部分新经济史研究实际上只是把新古典经济学简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但“这种做法的收益很快就会出现递减”。^[35]于是，他转而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试图借鉴制度学派的思想方法，以经济史研究来为新古典经济学提供更宽广的视野，进而提出某种挑战，促使其修正和改进理论。然而，直到计量经济史学产生四十周年的时候，诺斯承认，这种挑战基本上仍未出现。^[36]

对于计量方法及其在美国引起的新经济史革命，我国老一代学者大都采取谨慎和批评的态度。

在1986年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吴承明先生就提出，“经济计量学用于历史研究有很大局限性。原来计量学用于现实经济，目的在设定最佳模式，选出最佳方案。用于历史则不行。历史不能选择，也不能假设”。^[37]1992年，吴先生又指出“凡是能够计量的，尽可能作些定量分析”，但“计量经济学与上述统计学方法有所不同。它是设定一个经验模型或目标模型，求出几种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计量学方法只见量变，不见质变，只追求数量的连续性，忽视突变。经济史上常见的由量变到质变以及突变（扬弃）过程，只能用定性分析得出。经济计量学是以函数关系代替事物间的辩证关系，不能说明对立统一的发展过程。又如经济制度等在经济计量学中顶多视为外生变量，而按历史唯物主义实为内在因素。又有些经济事物最初不表现力量……这些都只能靠辩证法，经济计量学无能为用”^[38]。2005年，吴先生再次专门指出，“我算是学经济出身的。我研究经济史就主要用分析方法，并喜欢计量分析……但是，到上世纪80年代，看法开始有改变……统计分析很重要，计量学分析则有很大局限性……历史现象，历史学家把它看成是因果关系，有时嫌简单化。计量史家把它看成是函数关系，那就太简单了……历史是要下功夫思考的，不能用t推论出来”^[39]。

陈振汉先生也曾指出，“所谓反事实度量法只是根据一些简单理论假设的逻辑推理，不能是研究历史的方法”。他还指出，《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学》“虽然也搜集了不少原始历史资料，但是完全按照经济学理论的要求，把它们割裂开来加工处理之后再行利用，因而完全不涉及社会伦理道德，不涉及社会群众心理，不涉及作为人的、有知觉、有感情的奴隶，于是成了一部没有奴隶的奴隶制经济史”。陈振汉先生认为，“诺斯和福格尔的贡献在于用经济学来注释历史，从而为西方经济学开拓领域，扩大影响，以至于按照诺斯的意图和设想，全部人类历史都成为经济史，成为经济学家的经济史”，但是“我们要研究的不是单纯的经济史，而是社会经济史……目的是用历史事实，特别是政教文物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社会风俗和日常生活习惯等方面变化的史实来看是否对生产技术和国民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在这些历史因素中，有的显然无法彼此区别，因而对之也根本不能进行任何数量分析；有的在很长时期里停滞不变，它们的社会经济影响但凭经验观察就能了然无遗，无需什么数量分析”^[40]。

彭泽益先生和章有义先生则强调计量史研究中对数据资料的校勘与选取。他们分别指出，“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尽量避免把中国经济史的计量研究流于数据游戏，那不仅不会有多少科学价值，而且无补于揭示历史的实际”^[41]“计量材料的缺乏给我们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但绝不能采取饥不择食的态度，而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对已有的不准确的材料，逐一进行细致的审定和校正”^[42]。

在总结梁方仲先生的学术思想时，陈争平老师也指出，梁方仲先生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不是他采用的统计方法，而是他在处理统计数据时所采取的历史主义态度，即“详细考察经济史数据产生的机制，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对历史数据进行正确的统计学处理”，而如果“对数据的准确性缺乏细致的了解，而汲汲于祭出计量经济学方法，则是不足取的”^[43]。

【注释】

[1]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1）；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3）.

[2]Robert M. Solow. Economic History and Economic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5， No. 2 （May， 1985）， pp. 328-331.

[3]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3）.

[4]吴承明.研究经济史的一些体会.近代史研究，2005（3）.

[5]对1870年代以前美国学者经济史著作的介绍，可以参见Arthur H. Cole. Economic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mative Years of a Discipline.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8， No. 4 （Dec.， 1968）， pp. 556-589；N.S.B.Gras. Economic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Edwin R. A. Seligman eds.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7， vol.5， pp.325-327.

[6]J. de L. Mann， eds. The Teaching of Economic History in Universitie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3， No. 3 （Apr.， 1932）， pp. 332.

[7]John B. Parrish. Rise of Economics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The Formative Years to 1900.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34， No. 1 （Jul.， 1967）， pp. 1-16.

[8]关于德国历史学派和英国历史学派较详细的介绍，可以参见Yuichi Shionoya. 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The Historical and Ethical Approach to Econom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Yuichi Shionoya. The Soul of 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Methodological Essays on Schmoller， Weber and Schumpeter. New York： Springer， 2005；杰弗里·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高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杰拉德·库特.乔吉燕译.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9]参见杰拉德·库特.乔吉燕译.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17、120、123.阿什利还与德国历史学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不断把德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到英国，并自承“从施穆勒著作中得到的激励和促进比任何其他人都多”。

[10]William Ashley. The Place of Economic History in University Studie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1， No. 1 （Jan.， 1927）， pp. 1-11.

[11]J. de L. Mann，eds. The Teaching of Economic History in University.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3， No. 3（Apr.， 1932）， p.331.

[12]关于埃德温·盖伊和哈佛大学企业史研究的发展，可以参见Arthur H. Cole. Economic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mative Years of a Discipline.

[13]依次是哥伦比亚、芝加哥、威斯康星、哈佛、宾夕法尼亚、明尼苏达、康奈尔、耶鲁、约翰·霍普金斯和伊利诺伊，合计约占全美国经济学博士生总人数的75%。

[14]位居第二的专业，也是由制度学派学者领导的劳工问题研究（357名），详见Lewis A. Froman. Graduate Students in Economics， 1904-1940.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32， No. 4 （Dec.， 1942）， pp. 820-821.(www.xing528.com)

[15]正如马歇尔所指出的，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都是我们从事研究的方法，单纯观察历史本身不能直接发现事件的原因，而只能找到它们在时间上的发生顺序，任何宣称让事实和数字自己说话的人，实际上只是有意或无意地把自己选择和组织资料的理论和方法藏在身后而已；详见Alfred Marshall. The Present Position of Economics. in A. C. Pigou， eds. 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 London： Macmillan， 1925， pp.152-174.

[16]Wesley C. Mitchell.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Economic Theo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5， No. 1 （Mar.， 1925）， pp. 1-12.

[17]事实上，洛克菲勒基金从1923年开始就对社会科学研究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力图改变当时学术研究脱离社会现实的局面，其中也包括对当时中国一些现实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参见Yung-chen Chiang. 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19-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8]Edwin Gay. 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1 （Dec.， 1941）， pp. 9-16.

[19]Wesley C. Mitchell. Business Cycles： the Problem and Its Setting.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1927， pp.262-264.

[20]Wesley C. Mitchell.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1927， p.4.

[21]Tjalling C. Koopmans. Measurement Without Theory.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29， No. 3 （Aug.， 1947）， pp. 161-172.

[22]Rutledge Vining. Koopmans on the Choice of Variables to be Studies and the Methods of Measurement.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31， No. 2 （May， 1949）， pp. 77-86； Tjallin C. Koopmans. A Reply， pp. 86-91； Rutledge Vining. A. Rejoinder， pp. 91-94.

[23]John Maynard Keynes.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Edited by Sir Austin Robinson and Donald Moggridge， vol.14， pp.296，299-300，332， London ： Macmillan， 1973.

[24]换言之，即使我们可以用现在的方法计算出一千年以前中国的GDP，但它所蕴含的市场化水平、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和社会制度都与今天迥异，两者之间也就失去了可比性。

[25]Keynes. Professor Tinbergen’s Method.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49， No.195 （Sep.， 1939）， pp. 558-568； Comment.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50， No. 197 （Mar.， 1940）， pp. 154-156.

[26]Mark Blaug. The Formalist Revolution of the 1950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Vol.25， Issue 02 （June 2003）， pp. 145-156.

[27]以美国三大经济学期刊（AER、JPE、QJE）为例，1920～1960年，使用数学方法的论文比例从0（纯文字）上升到了近50%；而在经济理论方面的论文中，则更是从0迅速上升到了近90%。参见Roger E. Backhouse. The Transformation of U.S. Economics， 1920–1960.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0， 1998， pp. 85-107.

[28]Robert M. Solow. Cowles and the Tradition of Macroeconomics. in Cowles Fiftieth Anniversary， pp.81-108， New Haven： The Cowles Foundation， 1991.

[29]Cristel de Rouvray. Old Economic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39–1954.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Vol. 26， Issue 2， 2004， p.236 .

[30]本文这里只对计量经济史的发展作简要评论，详细介绍可参见隋福民.创新与融合——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及对中国的影响（1957～2004）.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卢桑.沈宏亮主译.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9～43.

[31]John Meyer and Alfred Conrad. Economic Theory， Statistical Inference and Economic Histor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17， No. 4 （Dec.， 1957）， pp. 524-544； Alfred Conrad， John Meyer. The Economics of Slavery in the Ante Bellurn South.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66， Issue 2（Apr.， 1958）， pp.95-130.

[32]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卢桑.沈宏亮主译.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8.

[33]Lance Davis. Professor Fogel a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19， No. 3 （1966）， p.659.

[34]Robert W. Fogel. The Reunification of Economic History with Economic Theo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5， No. 1/2 （Mar. 1， 1965）， pp. 92-98.

[35]Douglass C. North. Comment on McCloskey， Cohen， and Forster Paper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8， No. 1 （Mar.， 1978）， p.78.

[36]Douglass C. North. Cliometrics： 40 Years Later.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7， No. 2（May， 1997）， pp.412-414.

[37]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杂谈.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1987（6）.

[38]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1）.

[39]吴承明.研究经济史的一些体会.近代史研究，2005（3）.

[40]陈振汉.西方经济史学与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

[41]彭泽益.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问题.历史研究，1985（3）.

[42]章有义.关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计量研究的几则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2）.

[43]陈争平，常旭.梁方仲对经济史统计工作的贡献——兼评经济史研究中的统计方法与计量经济学方法.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