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会通与比较的重要性

与众多经济史家相比，吴先生是一个讲求“方法”的人，直白地说，是最爱谈论方法论的学者之一。最高妙之处在于，吴先生提出“史无定法”，这是方法论的最高境界。犹如高手对决，剑不出鞘，已在气势、气场、气韵上决出胜负。这也坚定了笔者对“历史相对主义”的执着，因为在“历史”面前，一切当下的认识都是相对准确，是此一阶段的认识水平，不能终结认识的发展。

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下篇“方法论”部分，吴承明先生开篇（第五章）大讲“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包括世界观意义的方法、认识论意义的方法（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并详论中西方的历史实证主义。可见，在先生这里，历史观某种意义上也是方法论，因为先生认定的历史观就是两项内容：世界观和认识论。将实证主义纳入形而上层面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法，是因为实证主义是历史学的身份标识，尽管不是唯一。

接下来，先生论述了经济学理论、社会学理论、计量分析、区域研究、比较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的关系（第六、七、八、九章）。这些具体的可操作的分析工具，一并统驭于历史观和实证主义，而不是超越其上。以开放心态认真吸纳相关学科的理论概念与分析工具，为我所用，用于经济史研究，这种方法论上的会通是吴先生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在其晚年愈益彰显。吴承明先生指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这是先生留给后人的极富哲理的见解！鄙人试为先生通约之：在历史研究中，一切理论都是方法论。(www.xing528.com)

在这里，吴承明先生辟专章讨论“比较研究”（第九章“区域研究与比较研究”），可见其对于比较之注重。他认为，区域研究应该注重“区域间研究”，因为“区域经济史不仅是研究一个区域的经济，而且也许更重要的是考察本区域与外区域以至外国的历史关系。区域无论大小，都不是孤立的，因为即使是封闭系统，也要与环境交换能量，并受环境的制约”。他又说：“每个区域都有它的强项与弱项，都存在发展与制约问题。区域经济史之所以要作区域间研究，就是要综合考察，作出判断，并从全局出发，提出发扬强项、弥补弱点的意见。”这其实隐含了区域之间比较研究的主张。^[7]与此同时，吴先生还讨论了“比较史学和中心论问题”，以及“关于中西比较研究的新思维”。他特别提及美国学者彭慕兰，认为彭氏《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于方法论。具体而言，一是在中西比较研究中对目标设定的创新（斯密型增长和内卷化），二是比较方法的创新（中西双向交互比较，回溯分析与前瞻分析相结合）。^[8]

其实，先生提倡的方法论多是非历史学的，如经济学、社会学。之所以如此，一是与先生的跨学科知识结构有关（上文已述），二是与先生历史观中的比较思维有关。也就是说，历史观的“比较”决定了方法论的“比较”。正因为强调比较，所以才可能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拿来主义”式的会通，而不会在心理上排拒非历史学的其他方法。那种认为历史研究除了实证就是实证，根本不需要从相关学科吸纳概念和分析工具的观点，实际上是历史学发展的桎梏。这是一种自我囚牢，近乎自虐般地满足于保持所谓历史学的纯粹性。相较之下，吴先生在方法论层面的会通思想，是一种更高妙的研究路径，因为所有非历史学的方法必须与历史实证主义相结合。这是前提。诚如先生所称“在遵循实证主义的原则下，经济史研究可以用经济学的方法，可以用历史学的方法，也可以用社会学的方法；可以用一种方法，也可以某种方法为主，兼用其他方法。事实上，历史是复杂的，很难用单一的方法揭示其全貌。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无高下优劣之别。研究经济史，不能只讲‘纯经济现象’，经济史学家应当具备相应的史学修养，从自然条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来研究经济的发展与演变。与此相联系，经济史研究也不可能单靠计量分析或史料考据，必须二者结合……这样写出来的经济史，才最符合或接近经济发展、演变的历史原貌”。^[9]这也是先生的历史观之特点所在。正如标题所示，比较既是先生历史观之内核，也是方法论之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