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字面理解，历史观是特定时代的人对历史的看法。因此，人人皆有历史观。历史观可以简约为一句话，也可以扩展为一本书；可以是俗人的几句闲扯，也可以是名士的系统阐释。由于历史进程之复杂、历史认识之艰难，加之每个人的生命体验是如此不同，所以古往今来人们的历史观千差万别。就此而言，历史研究是不可能终结的，任何人都没有能力穷尽任何一个专题的历史研究。对于那些以史学为志业的学界人士，具备怎样的历史观尤为重要。从根本上说，历史观决定史学工作者的立场、方法，并最终影响研究成果的意义。遗憾的是，不少的专业人士并不清楚自己的历史观到底为何，缺乏足够的自觉性，多半是在历史观混沌莫辨的状态下着手具体问题的探索，满足于一时的结论，没有终极关怀。历史研究是否必须具有历史哲学的意味，这是一个有待深究的问题。至少在吴承明先生这里，形而下的历史研究与形而上的历史哲学是一体两面、不可或缺的。至少在笔者眼里，专题性的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如果最终导向历史哲学层面的深层思考，那将是历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其呈现形式，就是史家独到而深刻的历史观。
吴承明先生理解的历史观，包括三方面：
1. 人与自然的关系；
2. 人与人的关系；
3.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前二者属于世界观，第三者属于认识论（包括方法论）。关键是，吴先生的历史观包括古今中外，是为“通识”；包括中西互参，是为“比较”。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吴先生并未系统阐述自己的历史观，而是将重点放在对历史时期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论的评述上。但在字里行间，在臧否之际，吴先生的历史观不时闪现于眼前。
从体例上看，《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篇“历史观”包括4章，略作评介：
第一章，通论西方经济史学、中国经济史学，显示作为一名研治中国经济史的学者应有的宽广的学术眼光。(www.xing528.com)
第二章，通论古代中国与古代西方的历史观，详中而略西。作者对此的解释是：“对西方的历史观，我把重点放在18、19世纪理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哲学以及近代的和当代的历史观上。”值得注意的是，吴先生所论“古代中国”截止于唐代。这迥异于通行的以1840年作为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分界点的做法，依稀可见日本学界“唐宋变革论”的论断。
第三章，标题是“理性化时期的中西历史观”，认为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近代科学的变革后，17世纪的欧洲进入理性化时期，中国是从宋儒讲起，直到明清。在标题上，吴先生未用“近代”以接续“古代”，而是使用“理性化时期”，这是耐人寻味的。在吴先生晚年，中国史学界已有较多声音质疑“近代”的划分标准（如1840年）及其西方文化霸权的价值内核。当然，这主要受到美国学界对费正清学派“冲击—回应”模式以及更宽泛的西方中心论的批判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汉译作品）。吴先生显然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动态，并有自己的深入思考（在围绕彭慕兰《大分流》的争鸣中，可以清晰地听到先生的声音）。吴先生认为“宋明儒学是传统儒学的理性化，它具有唯理主义倾向，连同明末的反传统思潮和以经世致用为号召的启蒙运动，实际是一场不成功的理性主义运动。这场运动肇始于11世纪，比西方的文艺复兴早400年。但未能导致中国近代科学的建立和社会的现代化”，并指出“宋明儒学本身有严重的缺陷。它基本上都是道德理性，缺乏工具理性”。[2]吴承明先生用一节篇幅讨论“明儒理学和明清历史观”，此与近些年来国内学人多有从明清经济、社会、文化诸层面探寻中国“早期近代因子”的新趋向不谋而合，显示先生锋芒不减的求真务实的历史主义精神。
第四章，“理性主义的反思和西方历史观的转变”，则全以西方为讨论对象，包括胡塞尔、卢卡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雅斯贝尔斯、伽达默尔、哈贝马斯，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海登·怀特、福柯等众多文化巨匠，令人目不暇接，然而读来不失亲切，简洁中透出深刻，说明先生惊人的理解力和举重若轻的功力。因为对于“跨界”知识和人物的点评，稍不小心就会被人讥为不通，或拾人牙慧，但吴先生勇于从历史学跨出去，又能沿着独特的思维之路折返，此番作为非大师莫属。与那些不懂装懂、装腔做势的俗闹之辈，判若天壤。虽然吴先生在论析孔子、柏拉图等数以百计的中外大师们的思想时，也吸收了他人的研究成果，不全是独立研究之见解，但先生融会贯通之功夫着实令人感叹。吴先生“六经注我”式的选择性的论述，以及字里行间不经意的一二句点评，早已使孔子、柏拉图成为吴承明眼中的孔子、柏拉图，从而与他人区别开来。这是一种高明的智慧，或曰历史大智慧。它叫“会通”，“通”是治史者之不二法门。个中缘由在于，历史学是一门很大气的学科，历史研究是一种很大气的学问。它需要治史者具备深邃的眼光、开阔的胸襟、灵动的情愫，那些偏狭、迂腐、浅薄之士，终将被历史的泥淖所吞没。
能否“打通”诸学科，将诸种方法、知识、技术娴熟地运用于历史研究，此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有关。通常情形下，一个经济史学家的知识结构应该是兼具经济学与历史学之学养，且能融会贯通、两不相隔。不过，治学者在运用多学科方法从事经济史研究时，往往感到劳神费力、捉襟见肘、词不达意，是为“不通”。克服之道，在于分别研习相关学科之概念及方法，然后修炼“打通”功夫。之所以强调经济学之于经济史之知识价值，是由于历史学重在发掘史料、还原真相，经济学长于理论预设、逻辑演绎，落实到经济史领域，当然需要理论联系史实、史实验证理论，没有高下之别，只有源流之分。[3]难得的是，《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一书表明，吴先生不仅“打通”了经济学与历史学之门垒，[4]而且“打通”了史学与哲学之障蔽，展示了一个哲人的风姿。吴先生非哲学专业出身，但他博览群书、勤于思考，漫步于中外哲学之林，倾听众多思想家的声音，以史家特有的以时空为基轴的贯通性思维和实证主义熏陶而出的冷静客观心态，轻巧地步入了历史哲学的殿堂。如果联想到先生品酒、吟诗、作词、演艺的魏晋风度，那么完全可以说，先生是文史哲之通人，是自由游走于人文科学（文史哲）与社会科学（经济学）之间的达人。
这种多学科杂糅的知识架构，使先生的历史观呈现“通识”特点，通观、通达、通透。不囿学科之疆界，不囿专业之界限，最终是不囿古今、中西。司马迁谓史学研究的最高境界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吴先生以自己的学术实践增加了“察中外之别”，然后“成一家之言”。这是历史观的发展。本于司马迁，又适度超越了司马迁。先生对清代史家章学诚非常推崇，同意章氏“业必贵于专精”之论，尤其赞赏其“通识”之论，所谓“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推微而知著，会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取心之所识，虽有高下、偏全、大小、广狭之不同，而皆可以达大道，故曰通也”。[5]
吴先生实践“通识”的门径是“比较”，简略言之，即中西比较。因此，“比较”是吴先生历史观的一个关键词。从上述该书的体例看，基本上每一章都围绕某一主题进行中西比较。因此，笔者认为“察中外之别”是先生对司马迁史学思想的一大发展。这或许跟先生跨学科的知识结构、中美教育背景、丰富的人生阅历有关，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暂不详述。没有比较思维，则容易井底观天，片面，狭隘。当然，比较思维的一大陷阱是容易产生高下、优劣等的价值判断，而且往往流于简单化、模式化。吴先生的高明之处，在比较时往往点到为止，不做生硬比较。先生更注重的是比较的方法论意义，而不是比较的具体结论。在很多时候，先生没有结论，他把比较的东西摆放在那儿，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颇有禅宗意味。就历史观而言，比较是重要的，既需要具体而微的技术性比较，更需要宏大的世界观比较。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学问的深度。
为什么第四章没有比较？吴先生的解释是：20世纪后期西方出现对现代化反思的历史观，包括后现代主义，但是“中国没有这种反思”。又说，“至于中国方面，鸦片战争后引进西方理性主义，在轰轰烈烈的第二次启蒙运动影响下，出现以进化论为主导的史学革命，20世纪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日占优势，以考证见长的传统史学亦转型而有新的发展。这些在我国史学界均耳熟能详。故本章就不论中国，专讲西方了”。[6]细品之下，觉得先生似有难言之隐。实际上，梁启超举起“新史学”大旗后，中国学界的历史观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格局，新旧杂糅、泥沙俱下，亟待梳理。先生作为历史见证者，感受既深，言之必切，但又欲言又止，诚为一大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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