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贸易条件学说只适合于供给约束型经济,而在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已不适合作为考量国际贸易得失的尺度。对于绝大多数处于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的国家(或地区)来说,本币贬值虽恶化了贸易条件,却能改善贸易收支,减少失业和投资增长;本币升值虽改善了贸易条件,却恶化了贸易收支,造成国内失业增加和投资下降。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倾销与反倾销在国际贸易中司空见惯。倾销无疑是倾销国主动恶化贸易条件,但由于在产能巨大的条件下仍可薄利多销,所以很多国家乐此不疲;被倾销国虽贸易条件得到改善,但由于本国产品市场被挤占,则坚决动用关税武器反击。
(2)在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比较优势理论“2×2模型”无效,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石发生松动。在“2×2模型”中,两国都生产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互相贸易,结果都比没有贸易时的收益大,其中暗含的假设是产品销售没有问题,李嘉图时代的销售也确实问题不大。在当今需求约束型的世界经济中,产品销售是大问题,“2×2模型”必然崩溃。同时,在国家之间时常产生利益冲突、局部战争不断的前提下,“2×2模型”更难顺畅运行。
(3)对某些货币理论的修正。首先,主流货币理论将货币政策喻为一根绳子,认为“可以用绳子拉车但不可以用绳子推车”,即在萧条时货币政策难以启动经济,必须依靠财政政策。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的研究结论认为,上述理论源自1929~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特例,不具有一般性。由于胡佛总统固守金本位制,美国的基础货币根本没有供给弹性;由于美国商业银行大量倒闭,“硬件”系统无法使货币乘数运行。因此,问题不在货币政策的软件本身,而是保证其运行的硬件系统出了问题。大萧条时期,同是需求约束型经济的英国于1931年实施了放弃金本位制的货币政策,经济便走出了低谷;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中的中国于1933~1934年发生了萧条,1935年放弃了银本位制,经济增长重新开始。英中两国的共同特点是,货币供给有了充分的弹性,且商业银行体系均未遭受美国那样的重创。历史经验表明,货币政策也是可以引导萧条经济走出低谷的,用主流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绳子未必不能推车”。其次,凯恩斯经济学在论述货币政策无效时论证了一个极端的假说——“流动性陷阱”:当市场利率(有价证券收益率)低到无可再低的水平时,公众将不再购买证券,当局无论投放多少货币,均会被货币需求吸收。于是,投资无法增长,经济不会走出低迷。通过逻辑讨论和对美国大萧条案例的分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的研究结论认为,在金本位时期,经济中不存在凯恩斯“流动性陷阱”暗含的两个重要前提假设:其一,货币当局不具有持续增加货币供给量的能力;其二,有价证券市场上也没有一个“至低”的、公众一致不再购买证券的收益率。从逻辑层面分析,若第一个前提假设不存在,则“流动性陷阱”出现的可能性就消失了——既然当局不能无限供给货币,那么,“货币需求可以吞噬任何数量的货币供给”就成了纯粹的想象或虚张声势。即使存在第一个假设——当局有无限供给货币的能力,但如果第二个前提假设不存在,“流动性陷阱”也不会出现,最多是有价证券交易量下降,而不会出现无人购买的惨状,宏观角度的短期收入摆布结构依然是货币和证券。从实证角度讨论,大萧条时期的美国货币当局不具有无限供给货币的能力,同时,1932年国库券到期收益率在10~11月低到了0.01%时(股票的年平均收益只有0.72%),股票交易量明显下降,国库券交易额却有所上升。也就是说,在经济萧条到如此悲惨的地步时,由于前提假设不存在,因此也就未能出现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其逻辑也就成了一个地道的假说——理论正确但理论无效。(www.xing528.com)
(4)我们认为,近代中国法币改革前的货币有“不可控外生变量”之属性,是一种有害的货币供给机制。众所周知,货币理论界对货币供给的性质向有“内生性”和“外生性”之分,而我们根据货币理论对银本位制下中国货币供给的形成机制分析之后认为,近代中国的货币供给既无经典的“内生性”,也无经典的“外生性”,而属靠天吃饭式的“不可控外生性”。这一研究结论一方面暗示了法币改革的重大经济意义,另一方面对经典货币理论提出了新意。
诚然,我们的研究刚刚起步,我们的团队实力尚弱。将不成熟的讨论结果在此做一总结归纳的意图有二:其一,供学界同仁品头论足,以便我们修正和深化;其二,对后来学人抛砖引玉,借而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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