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研究范式思考：论史无定法

从国内学界源与流不能有效沟通的现状来看，笔者认为，经济史学界与经济学界研究范式的巨大差异是源与流尴尬局面的症结所在，同时，问题在于经济史学界。经济史学界一些学者片面地解读吴承明先生提倡的“史无定法”理念，常对此说望文生义，进而作为事实上不懂经济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搪塞，通常凭聪明和灵感对经济史做出朴素的或想当然的解释，研究结论常常令经济学界茫然不解。这犹如不懂化学的人按自己的观察写出的化学实验报告和实验结果分析，化学家对这份报告是不会感兴趣的。

我们知道，经济史研究过程不是信马由缰的，研究者事先必有某种思路。于是，经济史文献中使用的历史资料必然是研究者精心选择的，基本适合研究者的研究思路。但是，如果研究者对经济运行逻辑关系知之甚少或浑然无知，那么，所选资料用处不大就是大概率事件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王玉茹教授在笔者的《中国货币供给机制研究：历史、逻辑与实证》一书序言中做了如下比喻：“我们不妨虚拟两个实验。实验1：让一个军事院校战争学资深教授率领的研究团队研究二战史，同时，让我本人率领的另一个团队也研究二战史，两家收集、整理和推测的资料应该是有很大差别的。原因在于，前者头脑中的军事理论根深蒂固，研究框架几经锤炼日臻成熟，需要何种资料，如数家珍。而我收集、整理的资料集与前者资料集的交集不会很大，原因自不待言。实验2：让一个美术学院的资深教授领导一个团队研究1840年以来中国油画的发展历程，让刘巍也率团研究同一课题。显然，这两个团队收集、整理的资料之差异要显著大于实验1。”

从研究范式差异这一起点开始，经济史和经济学两界学者必然渐行渐远。那么，吴承明先生提倡的“史无定法”究竟含义如何呢？笔者虽与吴老相识，也曾多次得到吴老的指点，且吴老是笔者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主席，但是，笔者毕竟没有就“史无定法”之含义一题向吴老做过专门请教。于是，以下对吴老主张的“史无定法”理念之理解纯属笔者演绎，荒谬之处在所难免。

首先，“史无定法”是大视野的理念。历史是对既往人类活动场景的记述，绚烂多彩，人们从各个角度研究，产生了诸如外交史、战争史、农业史、音乐史、哲学史等“泛历史”分支。如今早已不是司马迁写《史记》的时代了，科学发展突飞猛进，理应有各个角度的方法，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致。各个研究角度既然有客观的运行规律，就必有反映和继续探索这些规律的逻辑框架及研究范式。于是，研究各种专门史的方法应该有特定的一种或数种，即在某一专门史领域中，方法应该是长期积累形成的特定范式。比如，研究音乐史不可能用外交史的研究方法，研究农业史不可能用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因此，笔者认为，大视野的“史无定法”理念中蕴含着特定领域的“史有定法”。(www.xing528.com)

其次，经济史研究与经济学研究是不能割裂的。经济学产生至今已有约300年的历史了，当年威廉·配第、“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边际革命三杰等著名学者研究的经济学，就是我们今天视野中的经济史（也包括经济学说史）。不仅如此，就连“现代经济学之父”凯恩斯的重要研究对象——大萧条，也成了今天经济史家不倦探索的领地。这些前辈经济学大师的研究方法体现在他们的宏论之中，是传世经典。吾等后辈学人今天在研究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经济运行，若连他们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都不掌握（虽有些分析工具今天已显落后），甚至看不懂他们的文献，岂不汗颜。学术发展是需要传承的，若某一代人不能从前辈学者那里继承、发扬和创新充满智慧的技法，学术研究水准必将倒退。试想，假如一个人立志研究数学，但对笛卡尔的解析几何、牛顿的微积分既一无所知又不屑一顾，自己另起炉灶，即使此君终日悬梁刺股，又能有多大成就呢？

吴承明先生认为，“经济史研究历史上各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绩效。依此定义，我们研究的视野就不能限于经济本身，因为自然环境、国家、社会和文化都制约着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的绩效也在自然环境、国家、社会和文化上表现出来”^[2]。从吴老的定义和释义中可以读出，经济史研究和以往各个时代经济学界对他们的“当今”经济运行研究极为相似。笔者对吴老所言之放开“研究视野”的感受是，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经济运行必然受制于或受益于自然环境、国家、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即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国家、社会和文化背景之下，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运行方式不同，经济机制的传导路径不同，经济绩效的高低不同。而宏观经济绩效的累积效应必然促使自然环境、国家、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发生变迁，进而对下一阶段的宏观经济运行提供大背景。总之，既然经济史的研究内容是历史上的经济运行，无论从何种角度展开研究，必然逼近和最终深入到经济运行逻辑之中。因此，经济学的方法应该是经济史研究的核心方法。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一书的第六章到第九章中，吴老将经济史研究的方法总结为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计量分析方法和区域比较方法四种，除社会学方法之外，其余三种都是大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子类。同时，应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经济史也不能独立于经济学逻辑之外，因为研究对象毕竟是历史经济运行，对经济运行逻辑的拒绝无疑会阻碍研究者得出正确结论。

最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与经济史的分析工具是不同层次的概念。从科学研究方法论角度观察，方法应该是上位层次概念，属于梯次展开研究过程的理念或范式；而分析工具则应该是在某种研究理念或范式之下，研究者选择的架构完整的分析手段，如新古典的或现代经济学理论框架，数量分析工具或博弈论分析工具，等等。在一定的方法（理念或范式）之下，可选择的工具很多，但工具本身不是方法，虽然在口语中常常将二者混淆。譬如，在实证主义理念下，经济分析遵循“前提假设—逻辑推理—实证检验”这一范式进行，这是目前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这一范式的“逻辑推理”环节上，研究者根据不同的前提假设可选择不同的理论框架作为分析工具，推出最终结论。接下来，在“实证检验”环节上，根据资料情况，研究者可以选择数量分析工具做实证，也可以选择案例分析做实证；如果实在缺乏条件，也可以暂时不做实证，将逻辑推理的结论暂且作为“假说”，待有条件时再做实证。但是，无论怎么变换分析工具，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并未发生改变，若研究者不走实证主义路线，那才是研究方法发生了变化。纵观近年来经济史学界对于研究方法的诸多讨论，笔者认为，许多文献的“方法”内涵差异很大，且有大词小用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