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应成为经济学之源：对吴承明先生的思考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刘　巍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国内经济史学界和经济学界学者自说自话，鲜有沟通管道，两界难以实现吴承明先生倡导的“源与流”之顺畅联系。源与流不能有效沟通之尴尬局面的症结在于，经济史学界与经济学界的研究范式存在着巨大差异。本文认为，经济史研究应遵循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前提假设—逻辑推理—实证检验，而在这一范式的各环节上选择何种分析工具，则可见仁见智。

关键词：经济史　经济学　吴承明　研究方法　分析工具(www.xing528.com)

吴承明先生（2006）曾在许多场合讲过，“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多年来，这一理念始终为国内经济史学界众多学者所接受，在许多文献中都可以看到赞扬和诠释。但是，绝大多数文献都停留在呼吁和号召的层面上，而将这一理念付诸研究过程或提出可操作的研究路径者却很少见到。国内学界长期以来的实际情况是“源”与“流”之间鲜有沟通管道，经济学和经济史两界学者自说自话，难以体现上下游之间的顺畅联系。以中国近代经济史为例，学界惯常的研究路径是，就时下经济中的某一热议问题——如房地产、“三农”、基础设施建设、股市等——做民国或晚清时期同一问题的论文，文中大都声称为当今提供借鉴。但是，由于作者对经济运行逻辑知之甚少，所以，论文描述的基本因果关系和所用数据的统计口径等规范性元素与经济学含义相去甚远，经济学界无法参考借鉴。于是，当“源”不能为“流”提供“达标水”时，经济学界一旦需要借鉴历史经验，大都是自己动手。例如，经济学家陈志武近年来正率团队研究整理中国1700年以来的时间序列利率数据，其原因自不待言——中国近代经济史文献无法提供这类数据。又如，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开展了几十年，但尚无国内学者估算货币供应量时间序列数据，目前学界使用的近代中国24年的货币供给量是美国经济学家罗斯基（1989）估算的。虽有一定瑕疵，但终强于无据可循。众所周知，离开货币量数据，绝大多数经济问题是讲不清楚的。不可否认，也有经济学界学者轻率地使用经不起推敲的历史数据，进而得出令人遗憾的结论之案例。如财新网报道，香港大学许成钢教授2011年7月5日在北京出席IEA第16届全球大会时谈到了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从最近的30年或者50年来看非常了不起，但把历史拉开来看，只是相当于中等程度的恢复。1913年美国GDP世界第一，中国第二，只看这个指标，中国终于回到了1913年时在国际上的地位。但从绝对数量上看，2010年中国GDP约为美国的2/5，还不如1913年。按照比较乐观的估计，2025年中国GDP会成为世界第一，即便如此，中国也只是达到了1880年的状态，当时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1]许成钢先生的数据不知出自何处，令人惊讶。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刘巍、陈昭，2012）对1887～1936年缺失的40个数据做了初步的估算，形成了一个50年时间序列数据。笔者（2013）所做的比较研究结论是，1913年中国不是第二，1880年也不可能是第一。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见，在国内学界，有效沟通“源”与“流”，且保证“源”之水能为“流”所用，是当务之急。既然学界同仁对吴老提出的理念从无异议，于是，呼吁号召就嫌多余了，本文拟就有效沟通源与流的思路抒发一孔之见，藉以纪念学界泰斗吴承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