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研究方法长短的优缺点

为了经济史学园地百花齐放，吴老对经济学和历史学的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运用，作了大量的例证分析与比较，包括：（1）文献学和考据学方法；（2）历史唯物主义；（3）经济计量学方法；（4）发展经济学方法；（5）区域论和周期论；（6）社会学方法；（7）系统论方法，等等。^[13]对于不同方法的长短，他都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并指出其作用的最佳方位。这也是他主张“史无定法”的重要依据，即需要多种方法取长补短，才能全面认识与分析经济演变的历史。

他赞成结构主义整体史观。因为经济发展是非线性的。诺斯的新制度学派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很流行，大约是因为中国进行体制改革的缘故。新制度学派的方法很好，但也有缺点，在研究中国历史时许多方面用不上。诺斯的著作分成两部分，前面是理论部分，讲得很清楚，但后面分析历史时，却不是制度变迁，比如战争、疾病，都是非经济原因。因此，新制度学派需要修正。新制度学派理论已注意到国家作用，加入了国家理论，这一点对分析中国问题是重要的。新制度学派还注意到意识形态作用，认为意识形态是非正式制度。上述三点都不是以经济理论为基础的。

他赞同熊比特《经济分析史》中提出的研究经济史要有三个基本功：历史、统计与经济理论，最重要的还是历史，若无史感则不能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包括当代经济。历史感或修养对个人的判断能力影响很深刻。他在20世纪90年代学习西方学者康德、汤因比、哈贝马斯等人的著作，感到虽然很有收获，但这些不是自己的，应用上还不行。研究经济史，必须要掌握古代史、近代史，养成历史观。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把近代早期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较早实现工业化归之于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而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处在停滞状态，鸦片战争以后发生的变化则是受西方的冲击引起的，即所谓“西欧中心论”和“冲击—回应”范式。近二三十年，兴起了反对这种观点的思潮，并渐形成巨流。吴老认为，在中西比较史研究中，彭慕兰的《大分流》以新的论证方法提出许多创新性见解；是研究中西比较史最值得通读的一本书，认为其最大贡献正是在方法论的创新上。他对方法论的贡献有两个：一是对中国研究中比较目标的创新，二是比较方法的创新。通常研究者是以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作为比较的目标。由于中西文化、习俗和价值观不同，这种比较难得共同的标准。麦迪森统一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速来衡量，而18世纪的GDP，他自己也说只是guesstimate（俚语“瞎猜”）。这种比较是一个时间点的静态比较，不能反映某个经济体系的实力和前景，并会因双方所处景气周期的相位不同而失衡。彭慕兰则以极大的力量考察了双方阻碍市场发育的因素，诸如政府干预、特权垄断、行会和习俗限制等，并特别重视土地买卖和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程度；采取了中国与欧洲双向交互比较的方法和回溯分析与前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14]

关于文献学和考据学方法，吴老认为，我国史学一向重视文献学的方法，就是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证，用现代话说就是“论从史出”。这是个好传统。文献学方法包括校勘、辨伪功夫。所论多宏观，故重典章制度。同时，它包含归纳法，广征博引，力戒孤证。在表达上，“让史料自己说话”，质朴、简洁、有力。

文献学、考据学是不断发展的。至近代，受西方实证科学影响，已日益重实效。方法本身也因资料库和电子计算机的利用而改进。但单靠文献学、考据学方法亦有弊端。正如列宁所说：“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15]这就不是论从史出，而是史随论走了。因此，史料愈多，愈要有科学的驾驭史料的方法。这方法，首先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吴老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研究经济史的基本方法。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不只是方法。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写历史，而是研究历史，即研究一个未知领域或未决问题，不如把它看作方法。这是因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规律虽是客观存在，但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别的学科来说，可用作逻辑论证，如评某文学作品，可说它不符合历史规律。但对研究历史本身来说，却不能这样。如五种生产方式，可称为社会发展规律，但具体研究某个民族的历史时，缺奴隶社会者有之，缺封建社会者有之，缺资本主义社会者更有之。这些“缺”正是研究的目的。对于研究工作者来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也没有企图说明一切，而只是企求提出‘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这种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的核心，也是在实践中用得最多的，就是历史辩证法。辩证法思想来自人们观察自然现象的总结，即自然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吴老认为，钱学森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社会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相并列，很有见地。但是，过去讲授历史唯物主义却很少讲辩证法，而把国家、阶级、阶级斗争当作主要内容。这是因为，我们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成两门课。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这是1879年马克思发出的一个指挥革命行动的通告中说的。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经济的发展，1893年，恩格斯对此提出“归根到底是经济”的修正。^[16]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

因此，一要承认各领域的相对独立性。从这一点说，本来可以分别研究，如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等。二要有整体观、系统观。研究经济史也要看到政治、文化对经济的作用，不能摆出一副“我是基础、我决定你”的架势。“归根到底”是经济，但在一事一物上却未必。三要辩证看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是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反作用”其实就是作用。^[17](www.xing528.com)

经济计量学源于数理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已有百年历史，经济计量学也有数十年历史，我国现已用于计划和管理。但经济计量学用于历史研究，还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事。它兴于美国，也以美国独盛，在欧洲和日本史学界并非主流。经济计量学用于历史研究有很大局限性。吴老有20余年经济工作的经历，开始研究经济史时，在作经济理论分析的同时也作计量分析。经过一段研究之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感到计量分析需要假设许多不变的条件，如假定价格不变、制度不变等。这与历史不符。他从实际工作与经济史研究结合的角度总结出：计量方法是需要的，能够计量的要用计量。用计量方法可以进行定性分析，但不要从计量中创新观点。^[18]计量学用于现实经济，目的在设定最佳模式，选出最佳方案。用于历史则不行。历史不能选择，也不能假设。目前所用，大多只是回归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和相关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二法，回归分析又多限于单元线性。线性回归方法，计算并不困难，但其适宜性在于对资料的理解、运用，这仍有赖于定性分析。吴柏钧用回归分析，发现国内外粮价与实际进口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时期、不同口岸、不同粮种（米或麦及面粉）都有所不同，需要从进口数量、倾销政策、市场的垄断性等方面来解释。一般来说，凡作回归分析，同时即可得出相关系数。问题是要有大量的连续性数据。目前所见，回归分析用于人口、外贸、物价之研究者最多，以及研究铁路运输与贸易的关系，农场规模与产量的关系等，均有成功案例。定量分析可避免概念模糊、夸大、以局部作总结等弊病。但应用最多的是拿它检验已有的论点或设想是否正确。在经济史研究中，凡能定量的，都应定量，不能定量的，也尽可能找出相对的数量概念。反之，欲用相关分析推导出新的结论，则须慎重。若迷信数字，必致失误。

发展经济学是研究不发达国家经济的，又注重长期趋势，它的方法以至一些论点，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能有所借鉴。发展经济学学派众多，但有共同特点，即注重比较方法。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发展经济学，多是与英美等国的工业化过程相比较，一如过去史学界的西欧中心论。用这些模式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自然不得要领。不过，我们过去的研究偏重生产关系，对资本、劳动注意不够，在这方面与外国工业化过程作对比仍是有益的。李伯重先生研究明清江南经济，与16～18世纪中期的英国对比，以及近来一些学者与日本德川时代和明治时代经济的比较研究，都很有意义。20世纪60年代以后，拉美学者在发展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研究方法也变成南北对比。同时，提出结构主义、依附论、不等价交换等理论。他们运用大量资料和计量学方法作对比分析。我们研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也不能只研究本国，而需要研究对方。吴老认为，比较经济学方法不是比较两个孤立的国家，而是要研究两者的相互关系。发展经济学中还有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理论，如不均衡发展、发展阶段论、周期论等。这些理论不只从不发达国家出发，而是从整个经济史立论。

区域论和周期论，又称为空间时间研究法（Spacial and temporal study），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个学派，近年来极为盛行，并流行于日本、法国的中国史学者之中。它把中国分为八大经济区，清以后加上东北，成为九大区。每区都有一两个核心区（Core），经济发展是由核心区向边缘区（Periphery）推广。大区内由各级市场和资本、劳动力的转移相联系，形成多级性体系（Hierarchic system）。各大区的发展都有周期性。周期一般有四个阶段：边区（未开发）阶段、大发展阶段、衰落阶段和平衡阶段。区域论源于古老的地缘政治学。中国自古就是大一统为主的国家，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等制度基本上是统一的，很早就有全国性市场。这一点和欧洲很不相同。美国籍学者王业键的清代粮价研究，用计量学方法说明各大区物价长期趋势的同步性，是个有力的证明。历史发展非直线，有盛有衰就是周期。事物发展从量变到质变，自成阶段。吴老认为这样去研究经济史比用断代史的方法好，因经济发展往往是朝代断不开的。我国周期论思想出现更早，春秋战国时即有范蠡、白圭的农业循环说。西方周期论最有贡献的是熊彼特的创新论，道出周期的根源。吴老觉得“阶段”比“周期”的提法更好。不过，西方的周期论一般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因而所得结论并不确切。

社会学内容广泛，其中人口、劳动等方面已成专门学科。吴老将涉及经济史者如收入结构学派、功能和行为学说等视为经济学的分支，认为社会学就方法论基本特点有三：第一，它认为每个民族或地区都有自己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其发展也非同一道路。这就摆脱了“西欧中心论”，不去套西方工业化模式，而注意各民族、地区特点的比较研究，因而有“空间史学”之称。第二，它重视“底层”即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研究，把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心理学等作为方法引入历史研究，扩大了研究领域。第三，它非常重视社会调查，积累了一套科学调查方法。中国早就注意文化史的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决定于内部力量，传统力量的继承和演变，应是经济史的一个课题。

结构学派在经济学上是新学派，认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生产力的进步，而且还在于结构的合理，否则比例失调，产生危机。在经济史上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从方法论上说，最重要的就是“整体历史”论，反对描述个别部门、事件，因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利”，而历史是一系列“互相连锁”。即使研究一国一地区历史，也是先研究地理、气候、交通等，即人与环境的历史，然后是人口、劳动、贸易、家庭、文化等，即群体的历史，最后才是政治、军事、外交等历史。他们主张研究质，不注意计量分析，而代之以结构分析；尊重传统，讲究平衡，重视经济结构，这都是研究中国经济史所需的。但是这派学者提及中国时，不恰当地强调了传统平衡的作用。行为学说是早期比拟于生物学的研究而来，功能学说则是认为社会现象不能用简单的因果关系去解释，时常是种瓜得豆，因而要研究先于结果（或目的）的东西，即功能。其理论用于经济学，形成制度学派；其制度（Institution）有制度和机构二义，如银行、交易所是一种制度，也是执行某种功能的机构；经济发展与否，就看这些机构执行其功能是否得当，以及各种功能配合得好坏，这种配合也就是结构（制度）。在方法论上，就是研究各种制度的功能效率，如钱庄的功能不如银行，漕运的功能不如商运。在研究中又特别重视服务性的功能，如商业、运输、资金融通、政府管理和税制等。有人把这些转化为交换成本，交换成本低，经济就有发展。国外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很多，一般把中国近代经济的不发展归之于运输落后、商业机构不健全、利息率高等，也用这种观点研究宋以后的市场、行会、商税和币制、票号、钱庄等。我国经济史学者一向注意政府作用的问题。历代统治者的作用，多强调赋税剥削、官田、官工商业、抑商和贪污腐败等消极作用。国外学者相反，一般认为，和欧洲封建社会相比，中国政府敛聚较轻，维持社会安定和经济秩序较有效率，对于水利、粮仓、救灾等大为赞扬。近年来，特别对于清政府的经济政策深为赞许，原因之一是中国在乾隆时能养活三倍于过去的人口。

系统论方法包括控制论和信息论，是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科学研究方法。用系统论方法研究历史，尚未见国外著作，在中国却有不少论述，已形成一个学派。系统论在中国，尤其是在青年史学家中受到欢迎，大约因为它具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许多原理本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提到过的。在我国的一些论述中，有些是讲系统论的一些原则，如整体观、结构分析、层次分析、相互作用、功能、行为等，探讨这些原则在历史研究中的适用性。如金观涛、刘青峰、李桂海、陈平诸家把系统论用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研究。诸家研究的结论有个共同点，即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个超稳定系统，两千年来内部的振荡只引起王朝的更替，结果是封建模式的复制，重归于稳定。吴老不同意那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个封闭系统，不能容纳外来因素输入，因而停留在稳定状态的说法；而认为中国从来不是个封闭国家，不仅汉唐朝时如鲁迅所说采取“拿来主义”，直到明清海禁，许多重要农作物还是从国外引进的。吴老认为，应用系统论一些原则作为观察、研究历史上某些问题的方法是完全可以的。事实上，像结构分析、层次分析、相关分析以至功能、行为等学说，早已应用于历史研究了。但用系统论研究整个社会的历史有两个问题：一是大系统问题，二是计量问题。目前我国的研究者大都是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三个子系统（也有分成四个的），即权力（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思想）系统，可谓包罗万象。还要研究系统与外部环境（地理、气候、邻国）的关系，再加上上下两千年，研究的范围就庞大无比，如此大范围研究必很难深入，系统论的精华在于计量，精密计量才能洞悉些微变化和偏差。目前用系统论研究中国历史的，除一些年代、人口数字外，都不计量，没有一个数学模型，这就失去了系统论的光辉。系统论方法中在数据不足时，也可不建立数学模型，先建立物理模型，作定性分析，但目的是为将来进入定量分析。在用系统论研究中国历史时，连物理模型也难建立。因而所谓相互关系、功能、结构等，还是一些概念，看不出方向、时序、质和量。在论各种力量时，只能用集中、分散、增强、减弱等来表示。系统论方法就是计量，经济计量学方法的一些缺点它也都存在。另外，系统论是不注意内部矛盾的，因为目前应用的都是人造系统（工程、计划、预测模型等），不去人为地制造矛盾。控制论的主要目的，就是消除不稳，使系统保持原有状态。这些都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原则的。但我并不认为系统论方法不能用于研究历史。毛泽东说：“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19]我想，目前用大系统研究全社会历史的条件还不成熟，不如就一些经济史的专题，进行小系统研究。系统论的方法不断发展，比经济史研究进步更快。例如现在我们说的还是“老三论”，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已经出世了。^[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