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老所言“史无定法”，不仅因为方法有层次之分，而且认为要视研究对象采用不同方法，不同的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所起的作用不同。他重视经济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方法地位，同时指出：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因而它只能以经过考证、认为可信的史料为根据，其余一切理论、原则都应视为方法——思维方法或分析方法。
经济学原理是从历史的和现实的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原理和原则，但不能从这种抽象中还原出具体的实践。吴老说：就像不能从“义利论”还原出一个君子国一样，历史实践的抽象不同于意识形态（哲学）的抽象。他引用马克思以及近当代著名西方经济学家的认识印证他的观点：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实践的抽象还不同于意识形态（哲学）的抽象，“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决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和公式”“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4]吴老认为，这里的“方便”可理解为方法。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科学，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5]熊彼特极有远见地把他那部空前繁浩而又缜密的经济学说史定名为《经济分析史》，指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6]
吴老对这些精辟的论断给予高度评价。这是因为经济学本是一门历史科学，因此，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有它的“历史相对性”。熊彼特在解释这个问题时说，除了经济学家对于他们那个时代的“兴趣和态度”有所不同外，重要的是“我们使用的材料不能超过我们占有的材料，因此在进一步发现的前面，我们原有的成果一部或全部也许站不住脚。”[7](www.xing528.com)
吴老以商品定价为例，说明经济范畴与经济理论随着经济历史变化不断演变：有人曾把马克思的价值规律作为一项永恒起作用的市场规律，其实不然。在简单的交易中，人们可凭经验得到劳动等价交换的概念，如里谚：君有一尺绢，我有五尺布，相与值贸之，粗者不贫，细者不富。[8]但到交易复杂化后，这种劳动价值调节生产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就失效了。恩格斯说，“马克思的价值规律，从开始出现把产品转化为商品的那种交换时起，直到公元15世纪止这个时期内，在经济上是普遍适用的”，直到15世纪止，它起着“支配作用”。[9]16世纪以后，西欧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加剧，人们已无法凭经验取得劳动等价交换的概念，于是，马克思提出“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理论”，也就是说，市场上商品价格的形成不再以劳动价值为基础，而是以成本价格加上平均利润的“生产价格”为基础；在市场上调节生产和资源配置的，不再是原来的劳动价值规律，而是生产价格的规律了。马克思说，所谓生产价格，“实际上这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自然价格’，李嘉图所说的‘生产价格’‘生产费用’”，[10]也就是古典经济学所称“看不见的手”。生产价格理论作为市场机制，适用了200多年，市场进一步复杂化了。在市场上不仅是商品交易，还有期货、期权交易，信息和专利权、知识产权交易，以至风险交易。每种交易都要有价格，没有交易的也有影子价格，这些价格多半不能用生产成本来分析。于是，经济学家用新的市场机制的理论，其中比较实用的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价值理论。均衡价值理论运用了近100年，市场又发生新的变化，于是在20世纪末又有合理预期和博弈理论出现。显然，这些经济学理论，无论它曾经具有多大权威，都没有永恒性，在经济史学家看来，只能是分析某一时代市场机制的方法。[11]
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与地位。这是因为一项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它产生的环境和条件变动后，往往就会消沉，但它所创立的经济分析方法，却能长存。如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革命，是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条件下产生的。它曾煊赫一时。但不过20年，凯恩斯学说即为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剑桥学派所代替，今天更有新的理论出现。但是，作为方法，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分析，包括国民收入、总需求、总供给、储蓄和投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等，则不仅为后凯恩斯主义者所继承，也为几乎所有经济学家所取用。因此而兴起的经济增长理论，后发国家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和上述宏观经济分析一样，成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12]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