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研究与历史研究方法的层次结合

相比较一般经济问题研究，经济史研究更加深隧、更加宽泛，内容更加丰富。吴老认为，方法与目的密切相关。几乎每种新的研究方法都是随着某种新的理论而来，这种理论和方法就形成一个学派，研究对象决定着运用不同的方法。

他对经济史研究与历史研究方法作了全面剖析后指出，经济史研究有五个层次，即历史条件、经济运行、制度、社会与思想文化。而历史研究的方法可分三个层次，一是世界观意义的方法，是从整体上指导研究的思维工具；二是认识论意义的方法，是解释、求证、推理的思维工具，其中又分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两种；三是专业和技术研究方法，如社会学方法、经济学方法、计量学方法、比较研究法等。经济史研究的五个层次与历史学方法的三个层次如何有机结合，如何运作得当，是经济史研究须臾难以回避的问题。吴老对此作了大量的研究与比较分析。

他指出，第一，经济史首先是史，它在19世纪后期从历史中分化出来，但还是历史。一个时代的经济决定于这个时代的历史条件，如战国时期，经济为战争服务；在西方也一样。马克思认为经济是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吴老提出社会条件决定经济，与马克思不同，但并不反对马克思。研究经济史要有历史观，他赞成中国传统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长期看经济发展不能逆天行事，要辩证地考察历史上的经济兴衰，包括周期性。一切目的论、决定论的思维方式都不足取。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探求历史的真实，史料考证是治史之本，实证主义不可须臾或离。价值判断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吴老主张应作实证判断和规范判断的两种判断。实证判断要把所论的事情严格地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以今论古；规范判断要写在后面，是用今人的价值观来评论古人的历史局限性，但要有足够的谦虚态度，因为今人的价值观也有局限性。

第二，经济史要研究经济层面。经济史是研究各历史时期经济如何运行的，以及它的运行机制与效果。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经济学理论都要假设若干条件或因素可以略去或不变，否则不能抽象出理论来。这种假设与历史相悖，这不能改变，只能补救，即用史学的特长来规范时空和考察范围，使理论在小环境内起到分析方法的作用。(www.xing528.com)

第三，经济史要研究制度层面。任何经济都是在一定制度下运行的，制度有稳定性，也有变迁。制度变迁是不可逆的，表现历史的进步，但也会出现反复和逆流，造成经济衰退。制度经济学认为，先有制度后有经济发展。吴老辩证地指出，制度是由于经济发展引起的。马克思主义注重研究制度问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曾指出：交往扩大了生产。吴老认为：其实什么制度都是诱导出来的。制度有多种形式，如赋役、租佃、雇工制度，这些制度是小制度，变迁到一定程度要引起体制的变革，体制的变革进一步发展则引起根本性制度变革，宪法改变，根本法改变。这个转变，在西欧就是从商业革命到工业革命，马克思称为生产方式的变革；希克斯认为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用了300年；考虑到还有社会、文化的变迁与转换，布罗代尔、诺斯都说用了400年。在中国，16世纪经济就有向现代化转变的迹象，也有一定的制度变迁，但未能引起体制改革，即告中缀。又如清末开始制度变革，到民国时期才实行修宪。

第四，社会变革层面。社会变革过去是社会学范畴。年鉴学派认为社会变革是长时段的影响因素。如布罗代尔的书分为三卷，第一卷讲日常生活习惯，形成了长期起作用的制度，在吴老看来起制衡作用。一方面不合民族文化传统的制度创新往往不能持久，如果某项制度违背了民族传统则不会成功，坚持不下去，如“人民公社”制度；另一方面是先导作用，即历史上的启蒙，如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经历了启蒙。历史学作为一门学问就是从启蒙时代发展起来的，许多思想家就是史学家。罗宾逊（Robinson）写了《新史学》。启蒙运动是文化运动引起的社会变迁，这是积极因素，如“五四”运动。马克思强调这一观点，认为历史是革命，渐变是小革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福克认为，历史是间断的，前进是跳跃的，他主要是从文化方面进行研究。哈贝马斯也持这样的观点。经济史也不是线性发展的，过去研究经济史用因果关系，被批评为简单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关系是复杂的。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如布罗代尔认为变革是关系的改变。吴老赞同结构主义整体史观。

第五，文化思想层面。经济发展—制度改革—社会变迁，在最高层次上要受思想文化制衡。文化思想变迁与经济变迁不是如影随形，因此必须破除经济决定论。如恩格斯所言，思想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