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老认为所谓方法，就是一种帮助我们认识客观对象的视角，或者说是一种思路（approach）。在历史研究中，不仅各种具体研究手段，而且一切理论，都应视为方法。从此观点出发，经济史研究的方法包括了具有不同含义和不同层次的三种内容，即：（1）世界观意义上的方法；（2）认识论意义上的方法，包括解释、求证和推理方法；（3）专业和技术研究方法，包括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方法。
关于世界观意义上的方法，我们一般强调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吴老认为不要受此“限制”，[2]但是笔者认为年轻学者还是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先“掌握”再“突破”，先“规范”再“无定”。
关于认识论意义上的方法，笔者也强调年轻学者还是要先掌握逻辑学方法，至于吴老所说形象思维、直观思维等“非逻辑思维”，[3]只能学问达到一定层次以后再说，也是要先“规范”再“无定”。(www.xing528.com)
至于第三层次的方法，经济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都有学者提出研究方法要“规范”，北京大学一些教授提出要“问题本土化、方法规范化、视野国际化”。但是如何规范？这些学者本人，包括北大那些教授在内，也没有讲清楚，后来不了了之。也有人提出研究方法要“入主流”，有人提出要“与国际接轨”，但是何为“主流”？如何“接轨”？都语焉不详。目前看来，第三层次所谓“方法规范化”只是在技术层面摸索，如计量分析的具体步骤等。再大的方面，目前基本上还是“无定”状态，都在不断创新。
过去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有人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红线”来研究历史；20世纪80年代也有一些学者主张以现代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为模式来研究经济史，而我认为还是吴老的“史无定法”更好；90年代又有人提出用新制度经济学来研究经济史。吴老则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有局限性，他认为至今仍“没有一个古今中外都通用的经济学”。[4]吴老鼓励方法创新，却又反对把使用老方法说成是“保守”，认为方法有新老之别，但无高下优劣之分。因此，笔者在清华大学给研究生讲课时，要求研究生在方法上要记住清儒梅文鼎的名言：“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务集众长以观其会通，毋拘名相而取其精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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