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阶段？（2001年至2012年）

2001年12月，我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趋利避害，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受益”[19]。

由上可以看出，党的十六大报告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给予高度肯定，自此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十六大报告从不同角度四次提及“经济全球化”，比如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经济全球化带来机遇和有利条件、促进经济全球化趋利避害等论述，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经济全球化各个维度的进一步判断，为我国收获经济全球化红利奠定了坚实理论和思想基础。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对经济全球化进行了阐发，指出，“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加快的国际环境，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必须加快推进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入强大动力”[20]。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我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日益加深，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相互补充，外部环境总体上对我国发展有利”[21]。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22]。由此可以看出，党的十六届三中、五中、六中全会对经济全球化的诠释，既有继承，也有发展。经济全球化与科技进步并行发展，相互促进。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相提并论，进一步佐证了“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论断。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经济全球化作出了新的论断，指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取得了……宝贵经验”，“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23]。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仍占优势，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24]。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新变化，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的竞争更加激烈，气候变化以及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25]。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26]。

这一时期，经济全球化发展呈现出几个特点，有利于我国赢得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更好地获得经济红利贸易利益。(www.xing528.com)

一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国家发生变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不同形式、不同途径参与经济全球化，总体上发达国家市场开放处于守势，发展中国家则处于攻势，开放带来的经济收益更多被发展中国家分享，经济实力对比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1989年冷战结束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等西方七国集团占62％左右，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等六个新兴经济体的比重不到8％。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上述七国集团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下降到52.7％，而上述六个新兴经济体的比重却上升到了16.7％。变化如此之快，实在出乎世人的预料。此后不久，七国集团正式被二十国集团代替。二十国集团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出现，标志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要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进一步发展，发达国家的单边主义进一步受挫。

二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企业更为明显。跨国公司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市场主体，它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并由此形成的超国家的生产和销售网络，成为世界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量，不少跨国公司实力富可敌国，按外国资产排列的1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在它们的外国附属企业中拥有17多万亿美元的资产，相当于控制了全球外国资产的1/5。面对竞争压力、自由化浪潮和新投资领域的开放，跨国公司通过兼并与收购在国外建立自己的生产设施，以保护、巩固和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跨国公司通过其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和销售活动，把世界各国市场和经济活动空前统一起来，其作用不仅体现在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上，而且跨国公司也对世界政治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跨国公司通过其强大经济实力和游说能力，成为制定新的国际经贸规则的背后推动力量，成为多边贸易谈判的主要推手，这不仅影响其母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和决策，驱使母国政府为了跨国公司的利益进行海外经济扩张，而且跨国公司通过对其分公司所在国家的生产或销售的控制，或者通过加入东道国的商/协会，影响东道国的经济和政治决策。

三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模式为全球价值链发展。全球价值链主要表现为生产活动的全球化，传统的国际生产分工演变为世界性的分工，产品分段化生产更为成熟，从产业各部门间的分工发展到各个产业部门内部的分工和以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从沿着产品生命周期界限进行的分工发展到沿着生产要素界限进行的分工，服务内嵌在产品中并且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增强，中间品贸易和加工贸易不仅仅是贸易增加值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全球价值链贸易发展的主要推手。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经济全球化体现为形成世界性的生产网络，一国参与的国际生产和贸易成为世界生产和贸易的一部分，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全球价值链有利于世界各国充分发挥优势，节约社会劳动，使生产要素达到合理配置，更好发挥技术外溢效应，促进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

这一时期，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丰富了我们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的认识，坚定了我们实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信心”[27]。这一时期，我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成长为世界主要经济、贸易和投资大国，走近世界经济舞台中央，国际影响力空前提高，收获的经济全球化红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我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显著提高。这一时期，我国不断扩大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市场准入，不断降低进口产品关税税率，取消所有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进口配额、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全面放开对外贸易经营权，大幅降低外资准入门槛。中国关税总水平由15.3％降至9.8％，达到并超过了世贸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中国服务贸易开放部门达到100个，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我国大规模开展法律法规清理修订工作，中央政府共清理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 300多件，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政策和法规19万多件。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稳定性、透明度、可预见性不断提高。

第二，我国对外开放推动了世界经济发展。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获得了良好外部条件，同世界各国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货物贸易额的全球排名由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其中出口额跃居第一位，进口额累计达到7.5万亿美元；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近8 000亿美元，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40％以上，2011年超过7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五位。中国每年平均进口7 500亿美元的商品，为贸易伙伴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和投资机会。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累计汇出利润2 600多亿美元，年均增长30％。

第三，我国努力推动各国共同发展。这一时期，我国采取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我国高举自由贸易旗帜，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推动建立公平、合理、非歧视的国际贸易体系，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由参与者转向引领者。我国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参与二十国集团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建设，推动改革和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加强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加大对外援助力度，承诺对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的税目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为17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性国际组织培训各类人员6万多名，增强其自主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