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相互影响

历史表明，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长期以来相伴而生，二者的博弈从未停止过。其矛盾焦点主要集中在坚持开放型发展模式还是采取保护主义发展模式上，这两者的转化很大程度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美国曾经历过开放发展与保护主义模式交替的阶段。美国建国后，长期以贸易保护主义抗衡来自英法等国的冲击。20世纪初，随着美国竞争力的提升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才转向开放市场的自由贸易发展模式。20世纪八九十年代，跨国公司开始成为反全球化运动的主要靶子。随着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迅速发展，跨国公司在向劳动力价格低廉、生态及社会管理宽松的欠发达国家转移产能，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导致母国工作机会大量流失。1999年在美国西雅图召开世界贸易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期间，来自美国、欧洲的工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举行了举世震惊的反全球化示威，体现出当时反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即以工会、产业联盟等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反对开放市场、反对因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工作机会输出。

经济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实质，可以归结为跨国公司的生产设备等有形资本和资金、技术、知识产权等无形资本的跨国套利。跨国资本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中可以自由流动，而劳动力作为另外一种生产要素无法实现跨境流动，资本和劳动力的跨境分离，导致劳动力价格出现了国别差异，跨境资本与低成本劳动力结合是市场规律使然，同时这种劳动力的价格差异转化为资本的利润。其结果是收入两极分化：一方面跨国公司为海外的东道国不断创造新的国内生产总值并累积巨额的公司利润；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产业出现知识技术密集型高端产业和农业，中间产业空心化，制造业边缘化，劳动生产率下滑，劳动力等国内生产要素收入增长缓慢，贫富悬殊拉大，社会结构进一步演化，由生产型社会滑向消费型社会，劳动力与资本收入差距扩大，出现所谓的全球收入差距的“大象图”[32]。

2012年6月，世界银行学者克里斯托夫·拉克纳（Christoph Lakner）和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发布了“大象图”（见图8.4），它描绘了1988年至2008年全球收入分配的变化，并被不断引用说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反全球化行为的经济原因。该图最右侧的“象鼻”表示全球少数精英获得了显著的收入增长，并继续占据全球收入增长的很大份额。“象脖”表示全球富裕的中产阶级收入停滞不前，促使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政治抬头。“象身”表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迅速崛起。“象尾”表示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很大程度上被抛在后面，一些国家陷入了贫穷和社会不稳定的循环。

图8.4　全球收入不平等的“大象图”

资料来源：H Kharas and B Seidel（2018）.

国际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探索。有的认为，经济全球化仍在向前发展，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应通过四个指标来衡量经济全球化进程：一是贸易，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二是资本，包括外商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三是信息，包括国际互联网宽带使用、国际电话通话量、图书贸易量；四是人员，包括在国外出生的移民数、国际出入境旅游人数、国际学生数。通过每季度的数据更新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受到反全球化行为的明显影响，仍在持续向前发展[33]。

经合组织和一些学者对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收入分配失衡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34]，通过来自16个国家（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等）的微观公司层面数据，收集了企业之间劳动生产率、工资不平等和进出口贸易活动的信息，主要结论是：一是经济全球化和数字化导致了企业间工资不平等扩大，同时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具有相关性，特别是在更多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行业，这一现象更为显著。二是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企业或者通过进口或出口更加开放的行业，更多推动了全球价值链发展，同时导致不仅工资收入差距拉大，而且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高度相关。三是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其工资水平体现了差异，随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工资水平和收益情况呈现走高态势。综上可以看出，学界对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的未来走势观点不完全一致，全球价值链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并因经济全球化中的收入差距现象而引发民粹主义抬头等社会问题，但只有对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的本质和现象做进一步区分，才能发现解决伴生问题的途径。

[1]比如，美国哈佛大学波特（Michael E.Porter）教授1985年提出了“价值链”概念，美国杜克大学格里芬（Gary Gereffi）教授将产业组织理论置入价值链分析，提出全球商品链分析法，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分析价值链的全球化过程，提出了价值链治理问题。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斯隆基金会的资助下，2005年格里芬教授联合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学者约翰·汉弗莱（John Humphrey）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者蒂莫西·斯特根（Timothy Sturgeon）正式发起“全球价值链倡议”（GVCI，详见https：//globalvaluechains.org/about-us）。2017年10月，笔者与年届70岁的格里芬教授出席一个全球价值链研讨会，就全球价值链的概念等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

[2]特别是供应链及物流管理、价值链治理模式等方面，比如格里芬教授的专业领域为社会学而非经济学。

[3]徐清军.全球价值链及多边贸易体制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4]详见http：//scholar.google.ch/，通过“global value chains”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

[5]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列昂惕夫以投入产出逆矩阵理论首次尝试对全球化生产进行正式探讨。见：Leontief W， Quantitative Input and Output Relations in the Economic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18， 1963， pp105-125.

[6]“垂直专门化”通过出口品中的进口比例，衡量生产链中的顺序交易，研究了中间品在国际间的往返所带来的贸易成本“放大效应”及“本国偏好”问题，证明了垂直化分工是世界贸易总量增长远远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原因。见：Balassa Bela，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col.33， 1965， pp99-123；Hummels David， Jun Ishii， and Kei-Mu Yi，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col.54， 2001， pp75-96.

[7]一般认为，世界贸易组织现任首席经济学家库普曼（Robert Koopman）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现任首席经济学家鲍尔斯（William M.Powers）、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外方院长王直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魏尚进教授开创的“KPWW”法以及随后改进的“KWW”法为全球价值链量化分析的基本工具。见：Robert Koopman， William Powers， Zhi Wang， Shang-Jin Wei， 2010， “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Tracing Value 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 NBER Working Paper No.16426.September； Koopman R.， Wang Z.and Wei S.-J.， Estimating domestic content in exports when processing trade is pervasiv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99， 2012， pp178-189.此外，刘遵义等研究团队（2007）率先使用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考察了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变化及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提出用出口品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来衡量一国参与情况。详见：Lau L J，陈锡康，杨翠红，Cheng L K，Fung K C， Sung Y W，祝坤福，裴建锁，唐志鹏.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及其应用.中国社会科学，2007（5）：91 - 103.

[8]有人认为，出生于1975年的哈佛大学教授珀尔·安特拉斯（Pol Antràs）因在“新新贸易理论”和“全球价值链”量化研究方面的成果，如将中间品贸易引入传统贸易模型，从不完全契约理论角度研究全球价值链上的生产组织结构，有可能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竞争者。见：Alfaro， Laura， Pol Antràs， Davin Chor， and Paola Conconi.2017.“Internalizing Global Value Chains： A Firm-Level Analy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Antràs， Pol， Alonso de Gortari， and Oleg Itskhoki.2017.“Globalization， Inequality and Welfa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8： 387-412；Antràs， Pol， Teresa C.Fort， and Felix Tintelnot.2017.“The Margins of Global Sourcing：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U.S.Fir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 （9）： 2514-64；Antràs， Pol， and Davin Chor.2013.“Organizing the Global Value Chain.” Econometrica 81 （6）： 2127-2204；Antràs， Pol， Davin Chor， Thibault Fally， and Russell Hillberry， “Measuring the Upstreamness of Production and Trade Flow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3）， 2012， pp.412 - 416.

[9]欧盟贸易总司首席经济学家陆希安·塞纳特（Lucian Cernat）提出了服务贸易“模式5”并进行了论证，他曾与中国商务部政研室在中欧世贸项目（二期）框架下就全球价值链问题开展了研究合作。关于服务贸易“模式5”，详见：Lucian Cernat and Zornitsa Kutlina-Dimitrova（2014），“Thinking in a Box： a ‘Mode 5’ Approach to Service Trade”；Alessandro Antimiani and Lucian Cernat（2017），“Liberalizing Global Trade in Mode 5 Services： How Much is it Worth？”.

[10]日内瓦国际发展高级研究院鲍德温（Richard Baldwin）教授（2016）著作《大趋同——信息技术与新全球化》（The Great Convergence—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

[11]《2017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核算与分析》（“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7—Measuring and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GVC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第六章（服务贸易与全球价值链）。

[12]世贸组织经济研究统计司工作论文《全球价值链中的贸易成本积累和竞争力》（WTO Working Paper ERSD-2017-02），Antonia Diakantoni， Hubert Escaith， Michael Roberts， Thomas Verbeet（2017），“Accumulating trade costs and competitivenes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13]世贸组织前任首席经济学家帕特里克·洛（Patrick Low）的观点。Low， Patrick （2013）.The role of services in global value chains.In Global Value Chains in a Changing World， Deborah K.Elms and Patrick Low eds.WTO， Fung Global Institute and Temasek Foundation Centre for Trade & Negotiations.

[14]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17年11月发布《2017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全球价值链中的无形资本》，详见：http：//www.wipo.int/pressroom/zh/articles/2017/article_0012.html.(www.xing528.com)

[15]制造业统计逐渐增加了将服务作为生产投入，意味着统计学家计划对经济大类的分类方法进行修订，要将（中间）服务贸易考虑进去。该分类目前只用来定义中间商品，修订后将有助于确定更广义的中间投入。

[16]UNCTAD-EORA是唯一一个报告最不发达国家贸易增加值的数据库，其缺点是基于模型中的其他数据估计最不发达国家的投入产出关系。

[17]Yoshimichi Murakami and Keijiro Otsuka（July 2017），“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Global Value Chain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ward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18]Trade in value added： how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competitiveness，https：//economistjobs.com/ trade-value-added-global-value-chains-affect-competitiveness/.

[19]Koen De Backer （2018）， Innov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Does Co-location with Production Matter？ April 9.http：//blogs.lse.ac.uk/gild/2018/04/09/innovation-in-global-value-chains-does-co-location-with-production- matter/.

[20]Belderbos R， et al.Where to Locate Innovative Activitie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Does Co-location Matter？.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Policy Papers， No.30， OECD Publishing， Paris， 2016.http：//dx.doi.org/10.1787/5jlv8zmp86jg-en.

[21]OECD Attractiveness for Innovation： Location Factors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Directorate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OECD Publishing， Paris， 2011.

[22]Pisano G P， Shih W C.Does America Really Need Manufacturing.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2， 90 （3）， 94-102.

[23]Belderbos R， Van Roy V， Leten B， Thijs B.Academic research strengths and multinational firms’ foreign R&D location decisions： evidence from R&D investments in European regions.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4， 46（4）： 920-942；Defever F.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multinational firm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Revue canadienne d’économique， 2012， 45（2）： 672-697；Alcácer J， Delgado M.Spatial organization of firms and location choices through the value chai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3： 13-25.

[24]《2017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核算与分析》（“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7—Measuring and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GVC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25]2017年9月27日，笔者与《2017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第一章（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综述）的执笔人朱俣哲史（Satoshi Inomata，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IDE-JETRO）首席高级研究员）就“新新新贸易理论”提出的来龙去脉进行了交流。朱俣哲史表示，在《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第一章第一节内容中撰写“新新新贸易理论”时还是保持了较为谨慎的学术态度。

[26]卫建林.全球化与第三世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2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与发展.2014年9月。

[28]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重启全球化：中国如何引领新进程》，2017年4月。

[29]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数字全球化：全球流动的新时代》，2016年3月。

[30]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数字全球化：全球流动的新时代》，2016年3月。

[31]爱彼迎是一家联系旅游人士和家有空房出租的房主的服务型网站，可为用户提供多样的住宿信息。成立于2008年8月，总部设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市。猫途鹰是全球最大最受欢迎的旅游社区和全球第一的旅游评论网站，成立于2000年。

[32]Homi Kharas and Brina Seidel， New insights into the distribution of world income， April 9， 2018.https：// www.brookings.edu/blog/future-development/2018/04/09/new-insights-into-the-distribution-of-world-income/.

[33]Pankaj Ghemawat and Steven A.Altman（2016）， “DHL Global Connectedness Index 2016， the State of Globalization in an Age of Ambiguity”。Ghemmawat教授2017年9月和10月分别出席日内瓦世贸组织2017年全球贸易报告发布仪式和深圳全球价值链创新发展峰会，对经济全球化的前景做了系统的演讲。

[34]OECD， The Great Divergence（s） The link between growing productivity dispersion and wage inequality， STI Policy Note， May 2017； Andrews， D， C Criscuolo， and P Gal （2017）， “The Best vs the Rest： The Global Productivity Slowdown Hides an Increasing Performance Gap across Firms”， VoxEU.org， 27 March； Piketty， T， E Saez， and G Zucman （2017），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S： A Tale of Two Countries”， VoxEU.org， 29 March； Helpman， E， O Itskhoki， M A Muendler， and S Redding （2017）， “Trade and Inequality： From Theory to Estim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4（1）： 357-405； G Berlingieri， P Blanchenay， and C Criscuolo（2017）， “Great Divergences： The growing dispersion of wages and productivity in OECD countries”， VoxEU.org， 15 M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