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传统产业政策目标聚焦于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现代产业政策目标则涉及新的主题,如整合和升级全球价值链、发展知识经济、培育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产业部门、受新工业革命驱动发展新兴产业。
世贸组织前副总干事辛格(Harsha Vardhana Singh)认为,由于重大的技术变革预示着新技术范式的开始,许多国家关注提高其在该领域的制造能力和产业竞争力。现代产业政策涵盖了跨越全球价值链、知识经济和新工业革命的范围。[9]
产业政策现代化的第一个关键驱动因素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制定了促进全球价值链引导型发展战略的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鼓励和支持基于国际分段式生产的任务贸易和生产环节竞争优势,在参与全球价值链中增加出口。提高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要求有效地将商品和服务结合起来,使产品质量保持一致,提高政府监管水平,并解决私营标准在全球市场日益重要的问题。这反过来又意味着积极的产业政策,可促进该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通过全球价值链攀升,获得更多贸易增加值,并实现国内产业升级和多样化。
产业政策现代化的第二个关键驱动因素是数字经济发展、互联网连接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企业广泛使用信息通信技术。信息通信技术为提高所有产业部门的生产力和建立新的产业部门提供了新机会,这将产业政策的范围从单一制造业扩展到包括相邻的服务业。现代产业政策的技术驱动力是数字化转型和运营技术(Operational Technology,OT)发展,如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采用明确与新工业革命相关的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可侧重于促进新技术领域的产业能力,保障技术发展或减轻颠覆性技术的负面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现代产业政策正在原来抵制产业政策的国家间迅速扩散。(www.xing528.com)
产业政策现代化的结果是产业政策的复杂性更高。选择性产业政策、功能性产业政策等传统产业政策工具逐步让位于更复杂的政策组合,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经济体正在尝试新的政策工具和新的产业政策模式,以先进技术改造制造业供应链,以促进技术创新和弥合生产力差距,建立系统和协调机制,促进经济活动的相互关联性和产业之间的横向影响[10]。
全面完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政府介入市场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国内和涉外经济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体现和落实政府意志的方式。实践中,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往往由同一政府部门颁布,或者由不同部门经协商一致后颁布。由于产业政策对于落实政府的意志和力量更加有效,更受政府青睐,竞争政策往往处于被压制或牺牲的状态,进而在市场准入、政府补贴、垄断性企业监管等问题上屡屡出现产业发展优先、公平竞争缺失的局面。竞争政策要求规范政府行为,特别是以补贴为代表的产业政策。即使出于公共利益目的而采取补贴,也应事先审查补贴对市场竞争的影响,事中透明公开并辅以技术性监管,事后总结反思并调适原有政策。否则,不但巨额补贴会因缺乏监管而出现浪费、低效甚至被骗取,对市场竞争的损害更是无法弥补。因此,在产业政策中应明确竞争政策的优先地位,公平竞争应作为基准性的竞争政策予以实施,同时采取纠正性的产业政策,熨平市场失灵情形,以确保自由市场的配置效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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