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18》指出,为应对新工业革命的机遇与挑战,在过去10年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至少有101个经济体(占全球GDP的90%以上)出台了正式的产业发展战略。过去5年来,制定新的产业发展战略的速度加快。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10多年中,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的国家数量急剧增加,产业政策和具体措施的落实情况处于历史最高水平。过去5年,至少有84个国家发布了产业政策声明或明确的产业发展政策框架。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制定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不仅是为了推动经济发展,也是为了应对当前的各种挑战,比如创造就业机会和减少社会贫困,参与新一轮技术革命,融入全球价值链,促进高效清洁能源利用和发展绿色经济[6]。
各国争相制定产业政策的背后推动力量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降低失业率和刺激经济增长的双重压力促使各国政府采取更积极和主动的产业政策行动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同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第二,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其成功的经济模式,一方面给发达国家带来了压力,迫使发达国家应对贸易、投资和技术方面的激烈竞争,另一方面激励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借鉴东亚经验,通过更多地参与全球价值链推动本国产业发展。第三,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是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首要产业任务。中等收入经济体担心过早“去工业化”,而低收入国家不想“错失时机”,这增添了出台产业政策支持制造业的动力。第四,各国日益关注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段式生产现象,而提高本国制造业能力特别是国内贸易增加值,延伸国内产业链条,需要制定产业政策以推动良好的政府监管框架,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制定相关服务的支持政策,改进行业监管和促进制度。第五,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离不开包容性增长,这进一步增加了各国政府引导产业发展的压力。(www.xing528.com)
更为重要的是,关于产业政策的理念发生了转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均认可,制定产业政策拉动制造业以及配套的服务和基础设施需求,可提高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这是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就业以及缩小收入不平等差距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以哈佛大学教授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为代表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除了一些小国通过出口导向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渠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外,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提高离不开制造业的培育和成长[7]。发达国家如今重拾产业政策,出台激励措施、产业补贴、扩大先进制造业公共投资、提高内部生产能力等若干制造业回归或再工业化的产业政策,并在先进技术领域指定产业发展战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需要逆转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时期本国制造业衰退的趋势。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