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特点分析

世界上任何一个健全的民族文化，都必然有其独特的历史传统，有自己的某些优势和特长，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有自己的某些缺陷和不足。迄今为止，人们尚未发现哪一个民族文化是遍身缺点而毫无长处，或者尽是优长而毫无弊病的。马克思说得好，“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6]，但从来没有“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之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当人们去认识和把握这一特定类型文化特质的时候，有两个异常显著的事实摆在人们面前。一个事实是，在世界古老民族之林中，那些曾经一度光辉灿烂的古老文化，几乎全都暗淡下来，只有中国的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与无与伦比的延续性。虽饱经忧患，历尽沧桑，但仍然如薪传火，连绵不绝，创造了罕有其匹的古代文明。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另一个事实是，近代以来，作为这一古老文明的文化载体——封建的东方帝国，却长期食古不化，沉眠不醒，国势不振，民气不扬，终于落伍于近代西方文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才开始在政治上获得独立平等的地位；然而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它又总是如疲牛负重，步履艰难，如逆水行舟，一波三折。这也是深为改革志士所扼腕叹息的事情。

基于这两种事实，我们必须认定，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有它不容置疑的成就和优长，同时也有它致命的缺陷和不足。作如是观，才能正确解释中华民族所经历的十分复杂的历史实践，才能真正洞察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特点、是非优劣，从而更好地计划更新文化，再造人文的行动。盲目地对传统加以颂扬或蔑弃，都是于事无补的。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优长

中国传统文化的优长是什么?如果我们舍弃旁枝末节，仅仅找寻出贯穿于其中的几个基调，这些优长应有以下几点。

第一，积极的入世精神。所谓入世精神就是关心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学界有人曾说，西方基督教文化是“天学”，印度佛教文化是“鬼学”，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人学”。这一“人学”文化是积极入世的，而不是消极出世的。儒家文化，不论是先秦的孔孟和荀卿之学，还是两汉以后的新儒学，其主流都是经世致用、兴邦治国、教民化俗的。其主要信条，如“内圣外王”，“修齐治平”，“要言妙道不离人伦日用”，“正德、利用、厚生”，都要求将内在的思想外化为积极的事功。道家文化，看似玄虚蕴奥，而其实质却是注重聚积自身的力量，“无为”是为了“无不为”。只要看一看黄老哲学在中国古代每一个动乱向治世转化的时代所起到的特殊作用，这一点就可以了然。^[7]法家文化不待说，它以奖励耕战而著名，重视社会治理，一切以实力实效为依归，具有更明显的现实精神。总之，积极的入世精神，是以儒道法三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特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这一特质，大致有两个原因：第一，和西方、印度相比，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教势力是相对薄弱的，这就决定了它的文化特色，不是把致思的中心紧紧盯在彼岸彼界，而是瞩目于现实社会。不是着眼于“来世”，而是致力于“今生”。中国古代哲人大都有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可以外化成为一种对于民族文化兴灭继绝的感情，以社稷国家为重，以民生民虞为怀的抱负，以及面向现实、面向人生的入世态度。

第二，强烈的道德色彩。有学者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时谓：古代罗马学者有一种“智者风度”，他们十分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富有科学精神；而中国古代学者则有一种“圣贤气象”，他们更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富有道德精神。这是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从它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时起，就是典型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奴隶社会。等级名分森严的天子、诸侯、卿大夫之间，既是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又是血缘上的大宗、小宗关系，作为被统治的阶级“士农工商”也都紧紧维系在血缘关系的纽带上。因此，社会组织、经济结构、政治设施等，也都无一不与宗法血缘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反映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的伦理道德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从历史上看，这种文化特色除有许多消极面之外，也有其积极的一面。首先，它具有强大的凝聚力量。它把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的松散农业组织，用思想、道德的力量维系起来，形成了无形而巨大的民族向心力。中国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炎黄子孙”、“华夏苗裔”等观念，曾经一次又一次克服民族分裂的危机，保持了国家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其次，就伦理道德本身而言，它除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外，也有整饬人伦、和谐人际关系的作用。比如儒家强调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以及“忠恕之道”、“挈矩之道”、“民胞物与”等观念，都突出强调了处理人际关系要互以对方为重的基本原则。它也注重个人道德品质修养，注重培养健全的人格，认为唯有完善个人的“人格”才有可能推己及人，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这一人格观念加以扩展，就形成中国人民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民族气节和“国格”观念。

第三，顽强的再生能力。中国传统文化最富于魅力并引起世人赞叹的，不仅在于它的古老，更在于它在内外忧患之中，一次又一次表现出来的顽强的再生能力。这种再生能力表现为它能不断地从“原生文化”转化为“衍生文化”，以适应存在和发展的需要。中国文化史上依次出现的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其间既有一脉相承的基本内涵，又呈现出彼此各异的形态。这种在一国范围内，文化发展序列如此连续完整而又不断嬗变更新，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现象。这种情况首先是由社会经济因素决定的，它根源于农业—宗法社会本身所具有的顽强的延续力；其次，它也与半封闭的大陆环境提供的隔离机制相关联；同时，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生生不已的活力，贯穿于中国民族历史活动中的那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以及中国古代朴素系统论所具有的涵盖面广、常变相参的思维机制，也是这种情况得以出现的重要原因。

第四，注重“中和”的思想方法。“中和”的思想方法亦称“中庸之道”^[8]，它早于孔子而出现，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9]，大概就是这种观念的最初表述。后经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执两用中”以及《礼记·中庸》的全面总结，“中和”思想遂告形成，一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和”思想就其积极方面来讲，突出强调了两个侧面：一是“中”，即把握事物度量的准确性；一是“和”，即不同因素、不同方面的合理组合、对立统一。应该承认，这是含有辩证思维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在古代中国社会曾经促使中国人民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自身协调、天人协调和人我协调，对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庸之道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在中国封建时代常传不息，有其深厚的土壤。首先，它是调节作为“天之元子”与“民之父母”双重身份的专制君主同它的臣民关系的产物；其次，它是适应宗法社会的需要，解决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家族关系内部矛盾的有效方法；此外，农业社会小农经济靠天吃饭的特点，必须使人们重视风调雨顺、阴阳和合，而这种认识的理论抽象就必然是“致中和”的思想方法或中庸之道。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缺陷

这种缺陷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同中国文化的优点往往表现为一个事物的两面，它们互相掺杂，难解难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缺点有以下几点。(www.xing528.com)

第一，在价值取向上，重视道德的扶植，而忽视力量的培养、知识的研讨和功利的追求。造成德力分离、德智分离和义利分离的不良倾向。

本来，在先秦的主要学派中并不乏“尚力”主义者，如墨家主张“尚力”、“非命”，法家主张“耕战”。但自从儒家文化处于独尊地位以后，在中国思想界一切“尚力”之说均遭非议，只有孔孟“德治”、“仁政”的口号在思想界回响^[10]。从整个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来看，重德轻力的观念是主要的，基本的。而重视力量的思想则往往只表现为一种潜流，不能理直气壮地加以倡导。这种情形同西方“力的崇拜”的观念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其结果必然阻滞人力的发挥和对自然的改造。

在德智关系上，儒家文化有一个基本信念，即对人格的确立较之知识的获得不知重要多少倍。王守仁曾以精金类比圣贤，认为只须成色精纯即是圣人，至于知识多寡、才能大小的不同，恰如八千镒之金与九千镒之金，分量虽有差，却都不失为真金。在儒家文化心理结构中，道德是个质的概念，知识是个量的概念，它看中人“是什么”，而不看中人“有什么”，所以重德轻知。他们认为：有德无知仍不失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宋代学者陆九渊语）；有知无德便是“饮沙成饭”、“游骑无归”（宋代学者二程、朱熹语）。这显然是片面的。

在义利关系上，儒家文化片面肯定重义轻利的思想。孔子是“罕言利”的，孟子则公开宣布“何必曰利”。至于秦汉以后的新儒学所倡导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记其功”、“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更是反映这一思想的典型口号。既然功利和人欲被看作是恶的、应该抛弃的东西，力量的培养、知识的研求，也就必然被忽视。从社会效果来看，这种文化效果流行的结果，造成知识分子空谈心性、轻视实践的性格，偏重向内心寻觅“天理”、“良知”，而鄙视向外界探索客观世界，以致阻塞了探索知识、改造世界的雄心和锐气。

第二，在致思趋向上，重视“形而上”的研究，而忽视“形而下”的探求，造成“重道轻艺”的不良倾向。

先秦时代中国文化本不乏科学精神，墨家、名家等学派都是重视“技艺”的，但他们关于科学知识的著述，不是坠落失绪，便是洇没不彰。在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文化氛围中，形成了一个极其有害的观念：崇尚“义理”，鄙薄“技艺”，即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人们历来重视“学道”、“谋道”，认为“道”的研究可以著之竹帛，传诸天下，而“形名度数之学”则不可登大雅之堂。中国传统文献把科学技术称为“方技”，这本身就含有轻视的意思。无论多么高明、多有贡献的科学家，也只能在史书末编的“方技传”中留下几笔，而不能与“儒林”、“道学”先生们为伍。这种对科学技术公开蔑视的态度，贯穿于封建社会的始终。清代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仍不屑收入西方传教士利马窦等人译的科技书。鸦片战争开始时，封建顽固派仍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而拒之门外。洋务运动时京师同文馆要设立天文算学馆，顽固派仍以“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为辞，加以反对。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艺”的不良影响是何等严重!

这种不良影响又进一步助长了国人偏狭的价值观念，即“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观念。人们普遍认为：科学技术无论多么高明总不过属于“艺”和“器”的部分，这部分本属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希奇，不懂不为可耻；只有“正心诚意”的大道理，“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才是最有价值的学问。于是造成中国古代文化的畸形状态：技术工艺虽然为社会民生所必需，手工业虽然异常繁荣和发达，但科学技术在社会上的地位并不高；科学研究、创造发明不被鼓励，它只能自生自灭，循环迭现；知识分子很少有人以全副精力致力于此，于是中国的科技只掌握在一班“匠人”之手，因而总是感性的，缺乏理论和逻辑，往往不能形成科学公理。总之，中国传统文化片面追求“形而上”的致思趋向，大大妨碍了对科技理论知识的追求和获取，反过来也限制了“形而上”的迅速进步，到了近代，中国人不得不备尝科学技术落后的苦果。

第三，在思维方式上，强调“尊经”、“征圣”、“法古”，而忽视个性的培植、创造性的发挥和多样性的追求，造成死板僵化的文化格局。人们信奉的格言是“述而不作，言而好古”，“祖宗之法不可嬗变”。书以经典为尊，言论以圣人为贵，经验以古人为信。久而久之，人们没有自己的是非，只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以《四书》、《五经》作为判定真理的标准。在文化学方面，一本圣贤经传，后人总是注而又注，疏而又疏，训而又训，考而又考，而且有一个僵死的原则，“疏不犯注，注不犯经”，结果愈注愈玄，愈疏愈诞，愈训愈滥，愈考愈烦。这种情形不独在政治伦理方面的著作为然，风气所及，就连古代的科学著作也要受其影响。在古代科学著作本来就并不丰富的情况下，人们仍不致力总结经验，撰写新编，而是不断地推出各种注本，如人们所熟知的《水经注》、《九章算术注》、《本草经典注》等等。虽然也能在前人的基础上补缀若干新的知识，但总的看来绝不能超越前人规定的范围，很难使学术得到突破性进展。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思维框架有一个总结性的说法：“中国由来论辩常法，每欲中求一说，必先引用古书，诗云，子曰，而后以当前之事体语言，与之校勘离合，而此事体语言之是非遂定。”^[11]显然，中国传统文化虽有不断再生嬗变的一面，也有万变不离其宗的一面，这个恒常不变的东西，就是儒家的统治地位、孔子的圣人身份和被认为是“止于至善”的祖宗之法。这种陈陈相因的思维定式，必然妨碍自由争鸣风尚的普及，也必然会泯灭人们的个性和创造精神，到头来成为阻滞学术文化进步的羁绊。

综上所述，作为绵亘于亚洲大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两面体。从积极方面讲，它含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是中国人民更新文化、继续前进的基础。从消极方面讲，它又是阻碍中国人民前进的障碍，是沉重的历史负担。有人只看到其积极方面，从而一味地赞赏、颂扬它；有人只看到其消极方面，从而一味地否定、抹杀它。这两种态度都有失偏颇。实际上，国粹主义者的全盘肯定和虚无主义者的全盘否定，都未曾为中国文化找到真正的出路，这种教训值得汲取。